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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手续业已办完，我不想在这里多呆，因为许多人都在忙于考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做打扰为好。
第二天，民主评议开始了，所有的机关干部共80多人均按时到场。因为有我一票，也有人约我投他一票，领导又再三挽留，我参加了这个会。
与其说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评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平日里自己的为人和个人情感的汇总。评议是按“德勤能绩”四个方面打分的，每个方面又分为优秀、及格、不及格三个档次来填写。我没有被评议，也没有要组织委员给我的那张评议别人的表格。我想，我还是不参与的好，我不想用我的笔来决定别人的命运，这种民主的水分太大。平时很多事都是由领导一锤定音，得罪人的时候上级有采取这种残酷的做法极不科学也不人道，是一种极不负责人的官僚主义，是一种“群众整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但也有一些合理性，此时此刻可以对公认不称职者，而平时备受领导庇护者大开杀戒了。
评议结果不出所料，亲情关系跃然纸上，“罪有应得”者“寿终正寝”。最高分90以上，最低分不到60。得60分的，考试再好也难以过关，何况他根本就不善于考试，长于专营啊。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3 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3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如何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关，评议中无论是得高分的还是低分的，个个心里都没底，这可是决定人生的“最危险的时候”了，谁会掉以轻心！一本厚厚的书，要在20来天的时间里通晓精读谈何容易？大都本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态度加紧备战。
考试终于来临了，也终于在一天的时间里结束了。先后名次很快揭晓，我是在沈阳休息时听到的。因为有关我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就在沈阳儿子那小住几日等待，尽管心里急于回北京。在这之前，刘书记刘国成极力挽留我，我在罗家房住了3日，他自己掏腰包请我去最好的饭店吃饭。还专门派一辆车让我回德盛堡看看家乡的亲属，我很受感动。这几天来，许多部门都约我做客，真实盛情难却。一天天地推杯换盏有点难以招架，倒不是酒量不济，而是耽误人家的备战时光，所以我去了沈阳等待关于我的消息。
还好，不日终于有了定论：除年末奖金和下乡补助外，工资照开，待60周岁时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有了定心丸，一切都好办了，12月30日我再次从沈阳回到罗家房办理了正式的“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眼看就到元旦了，当天返回沈阳。
这次回老家前后20来天的时间，看望亲朋故旧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姥姥姥爷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别时依依不舍，情意绵绵。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了，吃了一辈子的苦。如今又尝试了“骨肉离别”之情，自然惆怅不可自持。
我的母亲在六王屯二妹妹家串门，她的身体和神情不孩子的姥姥姥爷要好多了。我们刚去北京的时候，她昼夜地思念，现在总算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她更放心了。
见过这些老人，我们有谈起了许多往事，但多数都是我知道的。人老了，记忆自然有所减退，可年轻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衰退的是眼前的事，这也少了许多情感的纠缠而造成的烦躁。
元旦之夜，我从沈阳返回北京。该了断的事都如愿地了结了，原来并不放心的事也都放心了。情感需要珍藏不要忘却，但不要缠绵不休。一切新的生活永远要从新的一天开始。一切新的开始，都蕴含着新的挑战和欢愉等待你面对和撷取。
4 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4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这一节的题目应该是“我的弟弟妹妹”，但不能缩写成“我的弟妹”。“弟妹”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弟弟的媳妇。所以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兄妹”了，因为我是兄弟妹妹中的老大，这里所说的兄妹其实就是弟弟和妹妹们。
1998年9月20日，我为李昊和马娜在老牛圈举行了婚前宴请，除了二弟李奎元在本溪没赶回来之外，我的4个妹妹都到场了。堂弟李开元知道信息后，因有些事情缠身不能亲往，特地让弟妹前来恭贺。母亲头一次感受我们家这么隆重的场面，很是兴致。原本就是一家人，但好多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了。今天相会可算得上双喜临门了，也拍照了许多照片，留下难忘的时刻。
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在我之后的弟弟乳名叫“二孩子”，不满周岁就死了，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死在兵荒马乱中的沈阳了。那时我虽然很小，可心里也有难受的感觉，对这个弟弟很留恋。
三弟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李明元，那家窝铺生人。1959年我们从郭家沤麻坑搬回了那家窝铺，那年春天他不幸死去了，时年刚刚4岁。小三聪明机灵，不想我小时候总受大孩子的欺负，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死的时候我念初二，听同学说他病得很重，我就请假回家看望他。想不到他死了，是同学早就知道他死了，故意对我隐瞒的。说起来他得的病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小儿白喉这样的常见病。那个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小弟死得太冤枉了。
弟弟死了，我大哭了一场，祖母和母亲哭得比我还厉害。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搬了两次家，又生在此地死于此地，着实可怜。至今我仍然记着他的容貌，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长相很像李昊，包括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只有我和大妹妹李会贤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二弟三弟和另外三个妹妹的名字，都是母亲叫我给起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他工作忙吗，还是他对孩子不甚关爱？
二弟生于1952年，那时我才刚上学，我会起名字吗？可是他不能没有名字吧？母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就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说，那就叫李魁元吧。我不懂得“李魁元”和“李奎元”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就叫李奎元了，说那个“魁”字有个“鬼”字不好。
二弟生在孟家窝铺，那个村子姓张的很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叫张奎斗。我们常在一起上学，他很有大哥哥的风度，我很依赖和敬重他。就因为这一点吧，我就给二弟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不看我这个“回忆录”的人现在也不会知道二弟名字的来历。我所以这么长时间不说破这个秘密，因为张奎斗是个瘸子，担心有人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对二弟的心理有不利的阴影。
二妹李凤贤、三妹李静贤（后来自己改名为李婧贤）、四妹李芝贤，她们名字的出因大体如此。都是我根据我认识的出类拔萃的女孩子的名字，给她们“命名”的。
母亲不迷信，但她年轻的时候很“信命”，曾几次给我和父亲算命。等我懂事了我也明白了，这仅仅是她对未来的期待，借此来淡化眼前生活的坎坷心境而已。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二弟是个“牛头犟子”，这个说法母亲很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按着先生的“预言”步步紧随。
二弟只上了一年的初中就“文革”了，再大一点就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他不是很安分农业来养家糊口，父母对他很是操心，尤其是母亲总说他太犟了。父亲三番五次托人情，为他寻求去公社的企业当工人，结果都是一事无成。到了他成婚的年龄，父亲在“文革”的不白之冤也平反了，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农村也算得上“上等户”。那时的农村最羡慕的就是，既有农业人口保证吃饭和烧柴，又有公家的职工挣现钱，何况父亲的工资相比之下是很高的。那时我结婚了，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和二弟这个家是很优越的家庭。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二弟的婚姻不那么顺利，挑肥拣瘦的，他终于成婚了。不久，他们也有了孩子边和父母分居另过。按理说，娶妻生子了就该安居乐业，然而二弟并不像父母想象那样“安分守己”。他总觉得农业没有什么出路，一年四季地苦累不如做点别的舒心坦意。于是，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