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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农的女儿能愿意嫁给我，足够了。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她很有主见和远见，比她的父亲叔叔强多了。她“力排众议”，坚定地和我走在一起，使她的五叔束手无策。值此，我们完成了“志同道合”的过渡，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家庭的幸福。
2 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2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吉祥源于自慰，幸福各有诠释。
1970年9月1日，我再一次走进校门做了6年的民办教师。1971年腊月，小女又出生了。5口之家靠我一个人挣工分来维持生计，摆脱温饱都是问题，给幸福加分谈何容易？大孩子和二孩子只差19个月就见面了，二孩子与小女也只差两周岁，他们太“挨肩儿”了。几乎一般大的3个孩子像似一窝雏燕，嗷嗷待哺，脑袋和身躯只有一个很细的脖子连接着。
孩子的母亲难以走出去挣工分，只好以养猪来弥补活命的困扰。猪仔很贵的，买一只猪仔就要花去所有的积蓄，有时候还不够。第一次养猪，还没等出栏就病死了。打进去猪仔的本钱还不算，吃了那么多的糠皮和粮食比猪仔还值钱。孩子妈妈伤心得落泪，自叹命苦得不到“血财”。“血财”就是养猪鸡等畜禽得到的钱财，据说是和每个人家运气有关，和你的血脉相连，不可强求。当然了，我们不信这一套，就口挪肚攒又凑够了买猪仔的钱，为了生活又一次孤注一掷。这头白毛的猪还算命大，养了一年又两个月，国庆节的时候卖给了二道房六队。自打自己过日子，我们头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很是欣喜。不过，细算一下这笔钱刚好是两头猪仔耗费的成本。这就是农村常说的那句话——零钱凑整钱，也叫耗子尾巴生火疖子——没多大“脓水”。
1977年是我家最后一次养猪了，一共两头小猪。我没有钱买石头砌猪圈，猪只能拴起来养。结果，拴两头小猪的铁链子缠在了一起，其中的一头小猪被铁链子累死了。孩子妈妈有一次心疼地嚎啕大哭，舍不得把死去的小猪扔掉。是啊，家里的开销全指望它们出钱，这下可好，给孩子换季买衣服，平日里的油盐酱醋……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看看猪，再看看哭猪的人，心里就是一个苦，苦不堪言。
养了六七年的猪不挣不赔，打进去数不清的风来雨去挖猪菜的辛苦。于是，从那时起与养猪无缘了。
我决定不再养猪了，孩子妈妈听了“咯咯咯”地痴笑。她喃喃自语：“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这些年连拉扯孩子带养猪，只是多费点眼神罢了。”在她看来，猪和孩子一样的重要，都是她放的羊。诸没有养起来，孩子倒是在“无意”中长大了，这就是收获吧，就是辛辛苦苦换来的利润吧。
她乐着乐着突然不乐了，也不再哭了，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生产队的工分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总比养猪要保靠些，明天我就去上班。”这叫我吃惊不小，但也很相信她能做到。
庄家院的活计，种、铲、割……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顶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我们没有结婚时，她当了好几年的妇女队长，一年四季领着20多妇女下地干活。所以她提出重操旧业，我没有阻拦，只是两个孩子上学和一个孩子还小，没有人做饭是个难题。她说：“没有牛，就使唤犊，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时候大孩子不到10岁，老二8岁，小丫头才6岁，都是顽童，能为家里做些什么啊！可是，为了生活只能出此下策了，也叫做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吧。
生产队的规矩是，不管农闲农忙，上班要早下班要晚，她不能做早饭，就由我来做。孩子们吃过早饭就去上学，我去上班，她早上不吃饭，其他社员也这样。剩个小丫头就去奶奶家或姥姥家，再不就“放羊”，让她和别人家的孩子们到处闲逛。
晚上孩子放学早，晚饭就有他们哥俩来做。反正是煮稀粥，把米放进锅里再添些水烧开就可以了。所以，晚饭不是硬就是太烂了，焦了煳了没煮熟也是常事。渐渐地，他们也会做饭了，虽然没有大人做得好，但饥不择食，就没有那么多的挑剔了。
第二年，小女儿也上学了，她也承担起做饭的角色，三个人一替一星期做饭。“看谁做得好”，我鼓励他们。
孩子们很懂事，见大人实在是太忙了，早饭也有他们尝试着做了，腾出来时间我就侍弄菜园子，或是捡柴禾。
农村的早饭一般都是苞米面的大饼子，孩子不会用碱，做出来的大饼子常常又黄又硬又酸。
女儿个子小胳膊也短，站在地上够不着锅，就蹲在锅台上贴大饼子。锅的上部分贴大饼子，下面就熬汤，连饭带菜一锅出，省柴禾也省事。又一次，老二贴大饼子熬汤时，竟然把一瓢泔水倒进锅里。他舍不得汤里那一点油，没有重做，我们就成了喝泔水的猪了。觉得不是味道，他才说出底里根由来。
自从她上班，孩子们做饭，家里好像有了一点转机。一则妈妈可以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捡些柴禾，挣了工分又有了烧的，一举两得。二是孩子们也体会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学习上更加用心了，懂事多了。那年的秋收分配，我们家第一次有了结余。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他们不等过年就穿上了，到处地显摆，得意洋洋的。逢人便说只是妈妈给买来的。我纠正说，你们说对了一半，其实是你们自己挣来的，你们不做饭，妈妈能挣来买衣服的钱吗？他们听后更高兴了，大概是体味到了自食其力的快慰吧。
钱是有了一些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同负债比算是有了质的变化。然而，温饱问题依然困扰我我们，那就是口粮的拮据。
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本来就不多，还要从基本口粮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以分带粮”。也就是说，为了给劳动力“足够”的粮食，从每个人的口粮中拿出20％作为按工分分配的粮食。我们的孩子多又小，按孩子年龄的不同，得拿出30％到70％的口粮。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实际得到的口粮只有3。5人的份额，包括我们俩的“以分带粮”。孩子小不等于不能吃，他们正是长身体的节骨眼，一天吃得比大人都多。不管你怎么算计，我们家一年要缺少一个季度的粮食，真是要命！那时候每家都还有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可孩子们没有自留地。靠自留地解决“亏空”简直是杯水车薪，不足的部分只好到“黑市”上买了。所以，从生产队领回来的那几个钱还不够卖粮食的。过年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也是“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了，不然年一过开春也没有换季的。
2 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2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那时候的农村，几乎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给孩子们买衣服穿。所以这样，一是图个喜庆，二是也要换季了，三是平日里真的没有闲钱，转等生产队年终分配，再有就是布票甚是金贵。有了布票和钱，就可着孩子们穿戴，大人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我就要当老师了，穿的怎么也得体面一点吧，那叫为人师表啊。可是，我哪里有钱啊，不都花在孩子的身上了吗？
思来想去，她就把自己结婚时那条女式蓝呢子裤悔了男式的给我用。上衣是浅棕色的夹克衫，下摆已经有好几处“水茬”了，破翻翻的。同事们有一半是公办教师，人人都有手表。民办教师们家境差一些，但也都有手表可以掌握课堂上的时间，唯独我没有。我们订婚的时候曾经花80元从沈阳中街买来一只上海牌半钢坤表，盖房子的时候卖掉了。
初当老师掌握不好时间，不是课没讲完，就是讲完了课还有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消费掉，弄得我左右不是。没有办法，她就把她妹妹的手表借来了，后来一咬牙就买下了，也是我们互相成全了对方。
她妹妹要结婚了，嫌那块手表是男式的就商量卖给我，40元的优惠价，比原价少了一半。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她只好赊给我，不让我宁可受憋也用不起的。现在，尽管儿子给我没了高级手表，但那只丹东产的红旗牌手表依然保留着，时不时地拿出来上弦让它走动，它已经陪伴我走过几十年的历程了，岁数比我的女儿还大。
刚刚时兴“的确良”，许多老师都有一件，穿起来“的确凉”薄薄的面料，永不消褪的颜色，耐汗、耐穿、耐洗，的确优良，我自然也很羡慕，何况那时我还不到30岁啊。可是，一件的确良衬衣10多元钱，对于我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望不可即。就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