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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奇——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芝（谐音），20上下岁，人称“姚大姑娘”。姚老师很白皙，活泼，爱笑。她笑的时候，笑容与笑声总是同时出台。她爱唱，即使是语文课，她也总能找到“借口”唱上几句，让同学们提提精神。她讲课的时候，没有谁淘气做小动作，生怕错过姚老师的一颦一笑，一歌一曲。她也爱跳，常和我们站成一圈一起跳舞，只是我们怎么学也没有她跳得那么灵巧。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林里头有个英勇的鄂伦春……”的民歌，就是姚老师教会我们的，至今唱来都会让我陶醉于当时的情景中去。是那支歌把我们带进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中，也把我的童年染上斑斓的色彩。
姚老师很爱说话，课下常和我们聊天，班后也常到学生家里和家长拉家常，那就是家访啦。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挂着笑容，和我们“再会”。恋恋不舍的师生情怀，至今依旧让我恋恋不舍地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姚老师叫什么名字，直到1958年上了初中，我熟悉了我班的同学饶静杰，才知道他的姐姐我的老师叫饶静芝。
在团山子学校一年级的暑假前，我意外地受伤了。后脑顶被石头磕出了血，几乎要露出了骨头，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家养治，至今还有豆粒大的伤疤不长头发。
暑假过后，我上2年级开学的那天，不见饶老师了。听人说，饶老师结婚了，嫁到很远的黑龙江去了，仍然当老师。没有了饶老师，我们都很失意，好多女生还哭了呢。她走之前也没和我们说一声“再会”。“再会”，是饶老师教会我们的，起初我不懂什么叫“再会”，回家问母亲才明白。母亲说：“饶老师真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饶老师。1960年，从她妹妹那里得知，那时的饶老师很惨。
饶老师和我同乡，她父亲是地主份子。1960年的“粮食运动”，姚父被怀疑私藏粮食，遭到无情的斗争。
“粮食运动”就是深挖粮源，不许各家各户有粮食，都得到集体的食堂吃饭。食堂根本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可吃的，人们怨声载道，又敢怒不敢言，上边就拿“四类份子”开刀，敲山震虎，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一时间，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饶父更是诚惶诚恐，趁对他看守不备，就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去了黑龙江饶老师那躲避风声。
饶父在逃，证明他“罪恶深重”，公社、大队分兵几路去搜捕。至此，饶老师受到了株连。因为她“染黑”，学校停止了她的工作，被遣送到附近的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的她还会有悦耳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吗？我听到的是丧钟在低鸣。
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农场怕处理死尸太麻烦，才把饶老师送进医院。
也算大难不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饶老师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死挣扎，捡回了一条性命。
听了饶老师的处境，我的心像揪的一样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这般的坎坷与凄苦。此时此刻，我彻底地相信，小说中那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一笔一划是杜撰出来的了。
以后关于饶老师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直至今日。
饶父总算被折腾够了，以“有待详查”为“炸弹”扔给他草草地收场。“炸弹”就是威胁、恐吓，让你老实点。
饶父真的中弹了，他成了惊弓之鸟，吓破了胆。回到家里没有几天，就携家带眷当了“盲流”。饶静杰也随饶父走了，中断了我了解饶老师的通道。
在饶老师教我的一年中，记得她没给我们留过任何作业，回到家里我也不看什么书，但我考试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3年级，我的各科学习出现了逆转，在班级里排不上号了。
3年级时我转学了，到父亲任教的新安堡小学念书。这，就是逆转的前奏，因为又摊上一位“黑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马，马国忠。马老师中上等的个子，肤色很黑，满面的落腮胡子，就像水浒里手持板斧的李逵，或者是长坂坡的张飞再世。更令人生畏的是，他的脸更“黑”。
那咱，我家不住在原来的孟家窝棚了，搬到了离学校2华里的那家窝棚，父亲上下班方便，和马老师住在一个屯。
马老师天生的一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一只手习惯插在裤兜里。他不大理我们，只要是“理”，就把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的奇书网。来到这之前，父亲就警告我，说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书，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我认为，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书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上一口饭，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和别人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