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想干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想干了？你有莫有搞错你？还不到一个月，那家那么有钱。”他惊讶地问。
“光有钱有什么用？何况那钱又不是我的，我每月不过五百元，整天就守着个小猪头，还得低三下四地。”我满腹委屈地抱怨。
“你可要考虑好了，换工作不容易，我这里你睡觉暂时是可以保障的，有必要的话你就过来吧。”说完他从酒楼吧台里取出几封信件。
一共有我的三封信。家里的信里没有过多地责备我的不辞而别，除了告诫我出门在外须事事小心，收敛平时的自大鲁莽之外，还提醒我，若深圳坚持不下去便立刻打道回府，切不可逞强好胜甚至铤而走险，惹出祸端来。王文革除了谈到他艰苦支撑的花店生意，还告诉我说，舒怡已和白成富订了婚，她已经调到一个肥水四溢的机关去了。另外还附带了几首贾卫东和赵卫彪的近期诗作，特别要求我在世态炎凉、物欲横流、人兽莫辨的深圳作几首以谢他意。叶冬江的信更令我心灰意冷－－他问我是不是象那个可爱的人当年流落于维也纳的街头，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吸着别人扔下的烟头，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该死的世界。
我心乱如麻地告别了杨排长。我走在烈日当空的空旷街道，任凭烈火炙烤我的身体，任凭汗水从下颌处不间隙地滴落，心中是一片迷乱。在路过那个露天人才市场时，居然还有许多我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面黄肌瘦，愈加疲惫愈加无奈，最引人注目的仍是那个河南的小伙子，他仍在高声叫卖他尚未卖完的盒饭。
我回去时，浩仔还在那里咋咋哇哇哭哭啼啼，我奈着性子哄了他好久，他才勉勉强强地停下来让我给补了两个小时算术课，其间我忍受了他若干次无理的打骂。我腿上的踢伤尖锐地发作。我这时发现我以前对他的“喜爱”早已荡然无存了。
下午朱光辉回来时，艾之琳拿着张毛巾主动地迎上去，又给他从冰箱里拿了个水蜜桃，再为他提了拖鞋出来，朱光辉沉着脸，一言不发，爱理不理地接了。
“爹地，非叔今天中午打我。”浩仔突然对朱光辉告状。我猝不及防大吃一惊，艾之琳也变了脸色。
“打你？是不是你不听非叔的话呀？老师打学生，该打啦！”朱光辉一边把没穿袜子的双脚从皮鞋里拿出来换上拖鞋一边不在意地说。
“我写好了作业他还打我！把我摔在地上！”浩仔眼泪汪汪地说，“爹地，我不要他！”
“这是怎么回事？”朱光辉转身问我，语气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噢，是这样的朱先生。”我有些紧张了，“我昨天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我两封信，今天中午我去拿，浩仔非要跟我去，外面太热，我让他去睡觉，他不去……”
“所以你就打他了？”朱光辉愠怒地打断我的话。
“没……没有，只是，只是摔……摔了一下。”我嗫嚅着说，“不小心摔了一下。”
他一把搂过浩仔，问他：“打你什么地方了儿子？让爹地看一下。”
浩仔顿时嚎啕大哭，胡乱地指了身体若干个部位，哭得悲恸欲绝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剧痛难忍令人发指的样子。
“阿非，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打他，他又没做错什么事。”他责怪我。
“朱哥，你听我解释。”我噤若寒蝉地伫立一旁。
“你是我花钱请来教书的，不是请你来打人的，打他也轮不上你呀，你有莫搞错呀你！”朱光辉大声喝斥我，青筋都暴突出来。
“朱光辉，我……我说算啦，小事嘛。”艾之琳在旁边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句。
“住嘴，三八！他妈的！你这个臭三八打我老婆，你这个臭老九又打我儿子！”朱光辉疾速转过来吼叫，“阿非你还干不干？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啦！”
“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我忍无可忍，猛喝一声。他们一下子都被镇住了，浩仔愣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我。
“你……你那么凶干嘛，难道还想吃了我不成？”朱光辉恼羞成怒地、怔怔地问。
“吃你？我才不吃你呢－－我是穆斯林！”我回敬道。
我转身走进卧室收拾我的东西，整个房间寂静得可怕。我提着行李包出来后对朱先生说：“朱老板，我的工钱。”
他涨红了脸，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给我数了五张四人头。艾之琳站在一个角落不知所措，脸上是难以言传混淆不清的神色。
我接过钱说：“朱老板，我一共干了二十六天，本来四百三拾元就够了，但没想到浩仔那么笨，我就收五百元不找了。”
路过艾之琳身边时我盯了她一眼，说了声：“再见艾姐。”扭头就拉开门走了。我突然想起该给杨排长打个电话就立即折返回去。
“你，你还想干什么？”朱光辉冷冷地问。
“打个电话可以吧，市内电话。”我盯着他，他朝电话摆了一下头。我就给杨排长拨通了，告诉他二十分钟以后到“大拇指餐厅”见面。
我挂了电话，出门时摸着浩仔的猪头就象摸一只皮球，尽乎猥亵地说：“你这脑袋里装的尽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辉的儿子呀！你真以为你聪明呀？还是省了家教费回老家去做干部吧。－－竖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的士”直接赶到“大拇指快餐店”，远远地看见杨排长站在橱窗前东张西望。他接过我的行李，吃惊地问：“你他妈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到这里是为了受剥削的，可也不是为了受那种人的剥削的。”我骂道，“走走，进去喝酒！我请客。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为那个娘们？”他问。
“不是，艾之琳是一个畸型社会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只幽禁在金漆鸟笼中的孤独小鸟，她是个悲剧人物，是个牺牲品。我离开那里主要是朱光辉和浩仔的原因。”我们坐在通体玻璃窗前。
“那你以后怎么办？”他关切地问。
“在深圳不能考虑三天以后的事情，因为饥饿总是在几个小时以内发作，能撑就撑，不能撑就滚蛋。计划没有变化快！一路走一路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无所谓，不行就撤退，大不了来个新长征嘛，什么计划呀方案呀统统扔得远远的。”我神色黯然地说，一边点了酒菜。
“哎，我说你小子何苦呀？在内地坐办公室多清闲的差事，却跑过来遭这份洋罪。”他替我叹息，“钱没捞到反而落双香港脚。”
我苦笑之下喟然叹息：“我现在终于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优越性了。”
“什么优越性？”他用少许啤酒漱洗了杯子然后将其泼洒到地下。
“一是稳定的收入，二是廉价的住房，三是昂贵的医疗保证，这三大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
“管他妈的什么制，这个世界上就得讲两个字，权和钱！这两样你有一样就是大爷，没有你到那里都只有装孙子！”杨排长破口大骂。
“杨排长，我最多在你那里住上五六天，找到工作了就再混混，不行就撤退，深圳这个地方，我已经领教了。”我说。
“五六天？那家给了你多少报酬？”他问。
“五百块，加上原来的三百块，现在身上一共只有八百块了，除了回家必需的路费三百块，只有五百块了，最多支撑七八天时间。”我说。
“我们的寝室都住满了，现在你只好和我挤一下了。”他为难地说。
“没关系，你别对任何人说。我晚上十二点以后回来睡，早上七点就走。”我说。
“随便你，反正一般我不乱跑。”
“他妈的，我想给艾之琳打个电话。”
“童子哥，你有莫搞错？给她打？”他吃惊了。
“别老是童子哥童子哥的，从现在起不准叫我童子哥了，我已经不是了。”我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你和那娘们那个了？难怪我那次发现她在注意你，炒你鱿鱼一点不冤枉！”他揶揄道。
“她又不是朱光辉老婆！我问心无愧！她真不幸！”我叹息。
“来来来，管他妈那么多，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童子军的灭亡，干杯！”他举起酒杯嚷道。
杨排长要赶回酒楼上晚班，我就只好告辞了，我让他带走了我的行李后独自踯躅于街头。我如孤魂野鬼如丧家之犬如行尸走肉，游荡了一转，辗转来到一处芳草萋萋的草坪，我坐了下来，望着高楼、车流、行人和霓虹灯发呆。我口干我目涩我头晕我四肢无力我心事重重。我无力地躺下来，弃儿般的感觉又直逼上来。我看见座座峻峭的高楼大厦如巨大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