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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赵光走了进来。赵光从两人的脸色上看出，谈话进行得并不理想。高福海的直觉是准确的。赵光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高福海。没有说出口的原因是，后续的这点事情实在太重大了，他怕高福海心理生理上都承受不住。而且这档子事情，他也是才得知。一直到临上飞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那位财务总管才把电话打到他的“大哥大”上，匆匆说了一通。当时他也是整个儿有点发蒙了，脑子里嗡嗡地一片空白。过好大一会儿工夫，才缓过点劲儿来，呆呆地通过安检口，呆呆地坐在机舱里，竟然都忘了系安全带了，让那位长得并不漂亮、只是身材比较苗条的空姐提醒催促了好几回。哈拉努里的那位财务总管告诉他，他刚从内部得到消息，（这位财务总管原先是省农机局的一个年轻会计。新成立的省财经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办过刊物，跑过新闻，在大学里，就跟几个同班同学折腾着要“创业”办公司，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他说，宋振和出事情了。而且事情就出在那几幢“小楼”上。据说省纪委已经拿到当事双方“行、受贿”的确凿证据，虽然还没有正式立案双规宋振和，但已经找他谈过话了，“要他主动把问题说清楚”。而且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以便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把问题说清楚”。据说……据说……（说到这里，那位财务总管还迟疑了一会儿）“据说，是我们这位韩副主任向省纪委提供了那些行受贿证据。”“哪位韩副主任？”赵光的脑子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怔怔地问。“还有哪位呀，我们的韩副主任啊。韩起科！”韩起科向省纪委提供了公司向银行领导行贿的证据？
他告发了公司，告发了“宋镇长”？扯鸡巴蛋嘛！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给我提供这个信息的是我大学里的同学，铁哥儿们。消息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你那个同学是省纪委的，省高检的，还是省银行纪检系统的？”
“这您就别问了。我不能把他也卖了。”“宋副行长已经正式被宣布停职审查了？”赵光赶紧离开机场的安检口，找了个背静的地方，追问道。“据说还没正式对外宣布，目前还只是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也就是说，目前对外还没宣布他停职。但在领导层内部，已经明确让他暂时别管工作了，集中精力把问题说说清楚。”“这说明他们还没有掌握啥确凿的证据……”“你可不能这么想。暂时不公布，也许是有别的方面的策略考虑。这一帮人，真真假假地，你是很难摸到他们的底牌的。”赵光不说话了。他得赶紧去安检了。否则就赶不上飞机了。在以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他脑子里简直就像是开了锅似的，灼热，混沌，牙齿咬得格嘣格嘣直响。这时候假如韩起科站在他跟前，他真能一刀捅了这狗“狼崽”。他真的不明白韩起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来，他一直让着韩起科。可以说还一直念着他是“原小分队队长”这点情面和情分，没做任何可能会让韩起科感觉不舒坦的事情。比如那笔二百五十万的款子。其实，哈拉努里分公司的财务部绝对还在他赵光牢牢的掌控之中。他完全可以越过韩起科的“阻挠”，拿到那笔他急需的二百五十万巨款。他没这么做，就是不希望把韩起科闹毛了。不希望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当人们把利益的驱动器从魔瓶中释放出来后，它和“教义时代”（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创造的一个概念）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教义时代”需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需要人心沸腾、众望归一。而当前，操作这个利益驱动器，却应该尽可能地“单打独斗”地在“悄悄中”悄悄进行。利益驱动，它满足的完全是“个人需要”（？）。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它必须“悄悄地进行”。它需要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静悄悄的“个别教练”。韩起科难道不明白，能在银行系统找到像宋振和那样的关系，对他们这个公司，对整个冈古拉和哈拉努里、以至于对他们这些人的一生，都意味着什么吗？他这么做，真的是疯了？颠狂了？这种关系一千年才能遭遇一回啊，韩起科，你这狗日的，你毁了的，岂止是“宋镇长”一个人的前途，你也毁了我赵光的全部梦想啊。
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
但经过仔细地了解分析和一番捉摸，赵光觉得，事情还有可挽救的一线希望。飞机降落后，他曾打了一圈电话，上上下下找了一些很关键的“朋友”，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韩起科确实跟省纪委的人接触过，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什么过硬的“证据”。因为事实上“替银行的每一位主管领导建造一幢住宅小楼”还没有最后形成事实。小楼还在建造之中，还没有交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宋振和和那几位领导并没有形成“受贿”的最后情节。所谓的“在小范围里宣布宋振和停职反省”一事，也并不确切。实际情况是：主管纪委方面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找宋振和曾经谈过一次话，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向宋振和了解省银行系统落实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干部自律方面的一系列规定的情况，只是“捎带着”谈到外头有关“住宅小楼”的“传闻”，“捎带着”了解了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情况。谈话的整个气氛都非常好，根本不存在什么“让他别管工作”“集中精力说清楚问题”。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也要看到，宋振和在银行的领导班子里不是分管纪律检查这方面的工作的。按说这位副书记不会找他谈什么“干部自律方面的情况”。找他谈，而且很巧妙地用“捎带”的方式，提到了“小楼”的事情，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他们肯定已经了解到“小楼问题”并非子虚乌有，但也还没有形成最后事实。所以采取这种婉转的方式，来向他表示省委的态度：希望事情能中止在必须中止的界线前。如果这时候，这边不再有人去“说三道四”，不再进一步“横生枝叉”提供什么“情况”，事态就不会“恶化”。一个多小时前，赵光接到过宋振和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秘书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到那个“小楼”的事情，只说是“宋副行长请赵总到了北京后，代他向高福海同志转告他的问候。”偏偏在这时候，宋振和打来这么个电话，而且他本人不打电话，让秘书给他打，却又一字不提“小楼”的问题，用心可谓良苦。宋振和一方面要通过这个电话，告诉赵光，他本人没事。
同时又通过这么一个不提“小楼”问题的电话，提醒赵光，务必把“小楼”这件事的后遗问题，妥善“处理”好。说白了，就是要赵光把“屁股擦干净了，别再给他添乱”。赵光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宋振和此时此刻用此种方式给他打这样一个电话的全部用意。
……赵光把韩起科带出高福海所在的那个房间后，对韩起科说：“还有两位你的老熟人，想见见你。愿意吗？”韩起科这时候自然也明白赵光这一系列安排的真实意图了，便笑笑道：“有啥话，你就直接冲我说吧。别再这么呲巴呲地，南极北极，拐一大圈儿，结果还是在自个儿家门口见。”赵光却说：“你还是去见见吧。”便顺手拉开隔壁一个套间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