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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呢？”马立安（马桂花的父亲）反驳道。他的目光再度炯炯起来。干瘦的脸庞上也再度布满了“圣徒”们独有的那种专注和大无畏的神情。“不要蛮干了。学学赵大疤吧。快走。”朱副场长焦急地站起，向窗外探视了一下，回头来催促。李副场长却无奈地苦笑笑，轻叹了一声，摇了摇头。
他的意思是，现在怎么做，都晚了。谁走，谁留，都无济于事了。马立安激动起来。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冈古拉负责，也是对高福海他本人负责。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任何人。”“可以面对任何人？！你还是先去面对面对你那位宝贝闺女吧！”李副场长不无有些怨气地堵了他一下。这位李副场长显然对整个事情一下“败露”在马桂花手中，依然感到忿忿。“既然这样，那我们都留下，赶紧商量一下，一会儿怎么面对高场长。我们必须跟他强调，我们只是在担心他的身体，只是对他做的许多事情，有些不理解，有些跟不上趟，除此以外，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和说法……”朱副场长赶紧说道。“没有？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样的字样：我们郑重提请上级组织注意，高福海同志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李副场长又苦笑道。“这个好办。”马立安忙说，“材料是我起草的。材料上的笔迹也是我一个人的。我就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材料并没有经你们几位过目……”“我记得我好像在材料上动过笔，留下过一点笔迹。”朱副场长忽然想起这一点，颇有些紧张地说道。“我好像在材料上也勾勾画画过。”李副场长说道。“没事没事。”马立安忙安慰道，“材料从你们那儿拿回来时，我仔细复看过。你们的确动过笔，但只是在某些字句下面画了些杠杠，没批过字。”
“一个字都没批过？”朱和李忙问。
“没有。”
“能肯定？”朱副场长一下站了起来，紧张地追问。
“能肯定。反正我印象中，你们是没留任何批语。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这份材料的具体意见，所以复看时相当认真，以为你们总会留下一点批语。但始终没找到。当时还觉得挺遗憾，还想着要再去找你们一回，就如何进一步修改这份材料的问题，再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所以这个印象比较深。”
“那就好。那就好。”朱副场长几乎抑制不住地松下一大口气。然后，又把那二位叫到一个角落里，低声地就一会儿跟高福海的对话中，如何统一相互间的口径问题，认真进行商讨。
高福海喝完山羊奶，从老伴手里接过热毛巾，大略地抹了一下脸和手，便照直去了机关，亲自去把朱、李等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请他们一一坐下。那态度和神情，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确实让朱、李等人大为意外，大为震骇。他们勉强地坐下，内心却越发地忐忑，不知道这位“高老爷子”一副大度平和的笑脸后头，正在酝发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按刚才他们紧急商量下的应对策略，总的方针是四个字：“伺机后发”。只看高福海今天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
应该说，这几位这一回凑到一起，做这么一档事，无论在谁看来，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拿个人身家性命做抵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事先都没想过要这么干。他们都是高福海身边的重要人物。虽然进入这个“核心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进入以后，都被授以重任，各自负责着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挺“坎坷”的，被发落到冈古拉以后，一度也悲观过丧气过（马立安例外）；一旦再度被赏识，还能进入“核心圈”，虽然只是冈古拉这芝麻粒儿般大地方的“核心圈”，他们也都为自己深感庆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真心感激高福海的，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高福海交办的一切任务。他们从不东张西望，只看高福海的脸色办事。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偶尔应邀串个门，喝个酒，事先也总要很巧妙地去跟高福海打个招呼，既不让高福海觉得他们过于胆小怕事，故意在他眼皮子底下装出一副举步维艰的熊样，更不希望高福海产生那样一种致命的误解，以为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们深知，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才干，都要比高福海强，甚至要强出许多去。但他们同样深知，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永远不及高福海——那就是对冈古拉的感情。他们自知，对于冈古拉来说，他们永远只是一只“候鸟”。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能会在冈古拉这片荒原上终老一生，但从心理状态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一只“候鸟”，甚至可以说，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因为他们始终还在暗中企盼着再度起飞，祈求着“回归”的那一天到来。而高福海就不同了。
在他心里，他就是冈古拉。冈古拉就是他。他早就把自己这颗心深埋在这片荒原里了。这也是他们面对高福海，面对冈古拉，常常感到“自愧弗如”的主要原因。
按说，“候鸟”是不会为“临时栖息地”里发生的问题去操心的。即便偶发奇想，要去操一回半回心，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除非，“临时栖息地”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它们当下的栖息了……而朱、李、马、赵这一回密谋着向高福海“发难”，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福海身上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精神状态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整个冈古拉的生存，也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生存。最早提出要向上边“密告高福海”的，还不是马立安，更不是朱、李，而是赵大疤。赵大疤多年来一直把高福海伺候得挺好，其实他一直背着高福海，在暗中使劲，想调离冈古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回老家天津去，是不可能的事，但周旋一下，调到哈拉努里镇，或县农垦局谋个差不多的差使，他觉得还是有指望的。这么做，一是为了赵光日后能进个好学校，将来最起码也能考回天津去。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他想到，自己也四十出头了。“晚年”也是早晚必须考虑的事。委屈了这一辈子，到老，别的不说，总得找一个稍稍有点人气儿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了，那样，实在闲来无事，找人喝个凉茶，拉个胡琴，唱个小曲儿，或上“供销合作社”转转，也方便自在。（当地人习惯把百货商店称作“供销合作社”。）头几年，他觉得条件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这几年，觉得再不抓紧实行，可能就有点晚了，便开始着手疏通各种关系。身为冈古拉的供销股股长，他有这个有利条件。他外出机会比谁都多，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公家的钱请各种关系户吃饭，送礼。尤其跟县镇两级主管领导和具体操办干部调配工作的那些人，混得特别熟。大家对他的热情周到豪爽和百折不挠的办事风格，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甚至都知道，好几回，他的调动问题已经被提到县镇两级常委会上去讨论了。但最后又都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福海不放人。他说，你要调我的人，可以啊，拿同样的人来替换。没有人来替换也行，那就干脆把我也调走。
“这爷！硬是要我们给他殉葬哩！”赵大疤心里忿忿地怨恨不已。至于马立安和朱、李等人参与其事，倒是更多地在为冈古拉的前途担忧。他们的脑子也许不如赵大疤的那么活泛，那么灵便，但无奈中，他们却更多地把个人和家人的前程都捆绑在了冈古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然不是不想离开冈古拉，只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罢了。
大约半年前，朱副场长曾约了李副场长，一块儿到高福海家，跟他专门谈过一回他的“身体问题”。当时他俩建议高福海回口里找个疗养地，“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啥叫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到底得多长？嗯？啥又叫‘好好地休息’？要我完全甩手不管冈古拉的工作，是这意思吗？嗯？那，我不管，谁来管？你管？还是他管？”他分别指着朱和李，问。“我还非得回口里去‘休息’才行，留在冈古拉都不行。是这意思吗？我留下，碍你们谁的手脚了？嗯？”高福海一连串的反问，吓得朱、李二位再没敢说第二句话，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李副场长怕高福海产生误会，特地另找了个时间，单独去跟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他跟朱副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