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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非常喜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因此，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再意，只要开花，对花他很有感情，看到一棵好花死了，会难过的流泪。所以，注定他无奇花异草，多是易活而不用精心管护的花。当然，不等于不管。不付出劳动，一棵花也不能养活。尤其他写作累了，把花鼓捣一番，便是极好的休息。每当秋天，他养上好多菊花，次第开放了，就热情邀请请朋友来，一同观赏，分享开放的喜悦。喜悦中，会把心爱的花拱手送人，毫不吝惜。其实，这一切都是老舍热爱生活的具体体现。在院内，他亲手栽下两棵柿树，一方水土下，一抹阳光里，已然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柿子，坠弯枝头。老画家于非闇曾为老舍绘“丹柿图”，并题语：“老舍家有菊花，见丹柿满树，亟图之。”清秋时节，地上菊花盛开，枝头柿子彤红，上下交相辉映，确是壮观，难怪触动了画家情怀。后来，老舍夫人胡青女士称这小院为“丹柿小院”，是否缘于此呢，仅是我揣测而已。
记得几年前我在平谷城街头，购得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由青年出版社印行，当是今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吧，标价人民币16，000元，1951年版。当时觉得版本有收藏价值，便随手买下了。回后发现盖有印章“舒”，刀工功力深厚，应是篆刻大家所刻，非是街头刻字者所为。下有签名“舒济”。仿佛老舍文章中写到过：在山东济南住了四载，有了第一个孩子，便起名为“济”。经联系，我终于见到舒济，原是老舍长女，现任老舍纪念馆馆长。她接过书，端祥半晌，说：“是我的，是我的。”当年风华正茂，而今已儿女成行，年过花甲，鬓角飞霜了。使我不解的，即是老舍家中之物，怎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落京郊街头呢？或许“文革”浩劫中散失，这多年来，不知又转了几人之手，最终总算物归原主，且保存完好，也算一桩奇迹了。细想那“舒”字，何尝不是老舍的名字？他曾在给别人的信中写到：“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傲，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舒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其实，老舍的一生，就是舍掉自我的一生。无论抗日战争中，他舍掉自己的小家，参加抗战工作，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是新中国成立，舍掉国外的优裕生活，参加新中国建设；直至最后，面对造反派的污辱，为维护人格尊严，毅然投身太平湖，舍掉了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象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正义，为了真理，老舍终归是老舍，而家人继续着他的诺言，把这座小院及老舍遗物一并捐献给国家，才有了这座纪念馆，我才能今天站在这座小院里，向大师致意。雨依然在下，屋檐淌下一排晶亮亮的水帘。我想，对于小院，是百年老舍，一道凝帝的风景，将永远屹立于北京街头；对于作家，是老舍百年，以其人格以其作品，将永远镌刻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头……
老舍的“俗”与“白”
文／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老舍最初是抱“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特别是人物描写上，有明显漫画化的趋向。这在他最早的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多有体征。不过，若撇开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谈，单论以纯熟的京白写小说，老舍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了。直到今天，那些纯粹却略有失纯净高贵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
我想可以说，老舍以书面的形式提纯了许多北京人口语的日常表达，而北京人许多约定俗成的大白话又一经老舍的点拨，也变得有了文化。如果细分，正像老舍的文学与北京的文学是有区别的一样，老舍文学的北京口语，与北京的老舍文学之外的口语是有区别的。老舍的特色绝不仅仅在于他的“京味儿”，他的文学包含了“京味儿”，而“京味儿”却远不能涵盖他的文学。
也许是因为老舍前期创作在语言上过分强调了保持生活化口语的原汁原味，而使一些批评家在几十年之后仍觉得他是贪呈口舌之快，难免显出北京人特有的“贫嘴”，相对缺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风的严谨讲究。其实老舍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到写《赵子曰》时，便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无疑他是有意识地尝试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作为艺术家，他追求的是“用最简练有力的词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杂的感情。”
也就是说，老舍在“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我还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的同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蕴藉在人物灵魂深处和潜隐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剥去了故事的外壳之后便所剩无己，它就是一副没有骨肉的空架子，其价值便只在用故事去填充世俗的情趣时空，是没有艺术灵魂的；而倘若它有一个宏大而坚实的内核，并闪耀着壮阔而高贵的思想精神光芒，它就会有着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朽。老舍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构筑的全景展现北京人情市井、世俗风物与历史文化的俗白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的集大成，更是人文思想的剖面图。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老舍的不解佛缘
一
从时间上来说，佛教是诸宗教中最早撞击老舍心灵的；从交往的程度上来说，老舍与佛教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密切一些。然而，当老舍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时，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换句话说，老舍是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最早与佛教结缘的。
当探讨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响时，联想到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的便是“宗月大师”了。
关于“宗月大师”的情况，目前掌握的较少。只知道他姓刘，名德绪，字寿绵，是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刘寿绵家产万贯，好善乐施。1925年出家当和尚，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后来，“宗月大师”本人也曾经做过北京鹫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就读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就老舍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上不起学的。他的上学，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鼎力帮助。老舍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谈到“宗月大师”送他入学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