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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层级制在这家企业里也随处可见，走在富士康厂区内，一看就能看穿对方的身份与工作：员工的衣服，以及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出卖”自己的阶层。譬如，穿黑色T恤式工作服的男孩，是基层流水线的普通工人，他们被称为“员”；而穿白色同样款式工作服的男生，则一定是毕业于大专或本科院校，他们是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只需要看他通过哪个通道上楼，就能分辨出他是一名台籍管理者，还是大陆的管理者：前者被称为“台干”，享有专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无需验明身份、无需刷卡，也无人检查；而被称为“陆干”的大陆干部只能沿着其余3条通道上下班，哪怕他的职位已经进入了高阶管理层，他仍只能从普通通道进出。这是一个从未被写入过正式文件，却被每个人小心翼翼遵从并维护的规则。
因此，对于许多富士康的员工而言，他们也很难去关注升迁的事，就他们认为，“这里的各种等级划分制度实际上太复杂了，我们很多时候也分不清。”太多的等级让员工感觉自己“爬不上去”，并且，升迁的偶然性很大：首先，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若要升职，则需由自己的直接主管提议并申请，并经过该主管往上的多个主管逐级审批，而事实上很少有主管去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最重要的，作为大陆的员工，“即使你工作再努力、成绩再出色，一般也只能跻身于低阶或中阶的管理者中，而无法晋升为高阶主管。”多名受访者表示，“陆干”（大陆干部）不被重用，尤其是不会被安排到一些核心岗位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一位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做了八年的老员工陈伟良（化名）这样回忆了他逝去的时光：
2002年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就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就正式上岗。在富士康，几乎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几个单调的动作。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因为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都会调一次薪。因此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不铨叙和铨叙两种，所谓不铨叙就是指临时工或普工，铨叙就是正式入籍。铨叙就是上文所说的两级：员级、师级）。这个漫长的升迁过程让他比较失落，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相较有些升迁快的人，通常一年内就可以从不铨叙专为铨叙了。此后，陈伟良决定暂且将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几乎是按照富士康厂房里随处可见的标语、格言来作为行事准则。“台化”之后的陈伟良慢慢有了发展。他开始带新人了，2008年、2009年，陈伟良一连升了两级。他从“员1”、“员2”、“员3”发展到了“师1”，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别。”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于他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010年，富士康发生了“12连跳”，而陈伟良的工友也在劝他“跳槽”，但是，从这儿跳出去就像面对一座山，谁人知道山后又是什么呢？况且，富士康的“加薪”承诺、一个月繁琐的辞职手续、厂区搬迁的“传闻”都使得他难以量度。
看着每天不管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都在排队、满怀梦想想要进富士康的员工，他想起工友对他说的一句话“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机器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会记住你的价值”。最终，他下定决心，哪怕山的后面依旧是一座山，他还是要离开。
富士康，只是深圳代工企业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工人使得这台机器得以高速运转，但是工人们的梦想、工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却在“富士康们”里、在“深圳”中被撕的支离破碎。如果说，这个工厂、这座城市充满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金钱攀比、员工与员工间职位晋升的竞争，那本质的还是来源于工人与自己命运的竞争。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城大军已经不再出于“生存理由”，他们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这与他们的父辈显然不同了。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但是，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这是来自深圳底层普通员工的呐喊，那所谓的“白领”是否就活的有尊严、活的自在呢？
这边富士康在员工在自杀，那一边富士康的“邻居”华为也有员工在猝死，尽管，华为的产业结构上已经是富士康的上一层，但是，依旧有摆脱不了的“死亡诅咒”。
4。华为的狼性角逐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去华为办事千万不要轻易提起你的学历，因为门口让你登记的门卫很可能就是硕士，公司里打扫卫生的可能就是一名本科生。这句话道出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代表的华为，其员工的整体高学历。
知识大军
随着这些年华为的急速膨胀，作为电子产业巨擘的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无数大学生的梦想竞技场。但是，进入华为的路途却不容易，有史以来，华为都偏爱名牌大学的高学历学生。
1997年以前，华为员工里面有40％都是华中理工的毕业生。1998年，华为与中兴又在清华园上演了一场“人才争夺战”。此后，一直到2002年，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