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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的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三百米，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米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