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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钧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他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3月8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间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住四五个人或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