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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