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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两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得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去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盒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