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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