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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
“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
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
“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
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
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
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
“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
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口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
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
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
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
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
“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
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
“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
“不，不要了。”
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
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
“你会没事儿的。”
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
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
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
“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
“谢谢你，莫迪凯。”
“你还好吗？”
“不怎么样。”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
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
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
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
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
第十一章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