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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是暴风雪也不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关门。我知道那儿的律师喜欢半夜和星期天，因为只有那些时候电话铃是不会响的。大雪也是令人欢喜的，因为它可以推迟那些单调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的电话。
在大厅里一个保安告诉我所有的秘书和大部分职员已在三点钟时回家了。我又进入了电梯，还是昨天那位先生用过的那一部。
我桌子上整齐地摆了一排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足有十多个，没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我走到我的计算机桌旁开始寻找我那些客户的索引。
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
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客户，每一份新的档案都立即输入到我们的数据系统中去。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秘书和律师帮办们人手一个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进入总信息库查询所有档案。如果我们棕榈海滩的任何一个遗嘱验证代理人处理一件有钱的客户的房地产的话，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个键去了解我们事实陈述的基本情况。
关于河橡公司，这儿共有四十二份档案，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购买下来的不动产转让。钱斯是每份档案记录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驱赶住户的行为，有三起是在去年发生的，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容易的。
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买下了佛罗里达路的那份房产，卖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们的客户从这份房产的一个废旧仓库中驱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哈迪先生。他个人曾要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这份财产，因而就来找到律师。
我把这份档案的名称和号码抄了下来，就向四楼走去。
来到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几乎没有人是愿意做不动产律师的，因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领域，可以施展才华，建立名气，诉讼无论何时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诉讼律师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领域吸引了极富才华的律师，吸收和获得仍然是热门，保证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睐。我的领域是反垄断，是深受尊敬的行业。税法是相当复杂的，但这方面的开业律师却很让人羡慕的。政府关系（即在议会外为影响议员投票而进行的疏通或游说话动）方面的律师是人们所讨厌的，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所以在特区的每家律师公司都染指其中。
但谁也不是主动想当不动产律师的。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不与人交往，他们也无疑要阅读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总被公司的其他律师认为低人一等。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个律师都在他的办公室内保存一些现时的档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门能得到的都是已过时的档案材料，每个律师都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出示给其他律师看。除非公司高级股东或委员会的执行人员要求他这样做。
这次驱赶擅住者的档案材料仍然属于现时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哈迪事件之后，这份档案材料一定会作为特殊保护对象的。
我看见一位帮办在秘书处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看一张蓝图，我就问他布雷登·钱斯的办公室在哪儿，他用头向我示意就在大厅对面的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
令我吃惊的是钱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显出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闯入让他有些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礼貌的做法是我应先打个电话预约时间，然后才能来访。对这些繁文缛节，我也不太在乎。
他没有给我让座，不过我也照样坐了下来，这倒也没影响他的情绪。
“你就是其中一位人质？”当他把我的来访与人质事件联系起来之后，说话时显得有些焦躁。
“是的，我就是。”
“当时一定挺吓人的吧。”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从一所旧仓库中驱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们公司驱赶的？”
“是的。”他冷冰冰地说，由于他的防范态度，我猜想那份档案在白天就已挑出来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层人物都仔细研究过了。“有什么事儿？”
“他是擅自强住的吗？”
“他当然他妈的是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擅自强占的住户。我们的客户打算清除这帮家伙。”
“你可以担保他是擅自强住的人吗？”
他把头低下，眼睛有些红，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看档案吗？”
“不行，这件事与你无关。”
“很可能有关。”
“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
“鲁道夫·梅斯。”
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
“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
“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
“恐怕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
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
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
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
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
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
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
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
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