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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尖叫的原因？”
她替我重新斟上酒。“那比宿醉好玩多了。”她说。
关于拉内莱太太精神状态之报告
时间为1979年
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
精神医学部应拉内莱太太（住址为香港薄扶林葛林胡道12号）主治大夫谭医生之要求，进行咨询以探究病人在其子路克出生后（出生日期：1979年10月20日）出现的产后忧郁症。据她先生所述，她的抑郁已有些时日。她拒绝服用任何药物。拉内莱太太于1979年12月19日与约瑟夫·伊莱亚斯医生进行两小时的诊治。
（以下节录自伊莱亚斯医生的报告，该报告于1999年2月应拉内莱太太之要求而公开）
……拉内莱太太是个难以相处的病人。她从一开始就坚持，她之所以前来的惟一原因，是要证明她没有忧郁症。她不肯合作且充满愤怒。她对“位高权重的男人”及“滥用权势的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敌意，并数次提及“强迫”、“威逼”以及“恫吓”。我向她表示，这种言论不但不能说服我为她开出她健康良好的证明，反而让我怀疑有偏执狂的可能，于是她同意合作。
……她承认，在去年底、今年初于伦敦发生的若干事件，让她情绪混乱。她拒绝详加讨论这些事件，怕证实了我对她有偏执狂的怀疑；不过，她还是约略提到了三件事——其中两件属于极私人性质的——以解释她的“愤怒”。她取出多份剪报证明第一桩事件确有发生——一名黑人女性之死——但无法证明另两件事情。由于缺乏其他证据，我无法判断随后的事件是确实发生过还是纯系编造，以便强化她对该黑人女性之死所感到的不公正。
……她怨恨的主要对象是她丈夫（与她一同住在香港）以及母亲（现居英国），由于若干原因，她认为这两人背叛了她。这也是她对他们“冷淡”的原因，这一点她“需要时间来克服”。她将她的怀孕形容为“计划不周”——指出在国外开始新生活时还怀着孩子有多困难。她谈及孩子时语带爱意，称之为“我的宝宝”，同时却责怪丈夫“害她意外怀孕”。她与她父亲（现居英国）有亲密的感情关系，常以电话联系，只肯信任他。此外，她列出数个相关的困扰：讨厌被碰到；在家独处时缺乏安全感；强迫性洁癖；讨厌某些声音——例如门铃、伦敦口音、老鼠搔抓声（？）。
……我建议她不要与某些人形成结盟关系——尤其是与她那“正在替她做些研究”的父亲——否则一旦让她丈夫发现了，几乎必然会将之视为背叛。我也指出，若她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将儿子纳为盟友，也有潜在的危险。这两点她都同意，但仍坚称如果勉强与丈夫再次摊牌，那么她的婚姻马上就会完蛋，她不想要这样。我建议她与拉内莱先生磋商，但遭她拒绝，她认为一旦他们开诚布公，必然会导致如前所述的立即离异的结果。她对丈夫的感情是矛盾的。尽管她心怀怨恨，但似乎仍与他维持亲近的关系，并认为她今年稍早决定维持婚姻是正确的选择。然而她坚决要惩罚他“遗漏与犯下”的罪。
蛇之形5（4）
……拉内莱太太表现出聪明、自知的态度，正在尝试面对她人生中一些极为不愉快并且仍未解决的问题。在她认为她已说服我她不是“忧郁症患者”之后——我鼓励她这么想——她侃侃而谈关于寻求“了结”的想法，尽管她并不清楚她想要的是何种了结。简单说来对于“了结”，她偏好为她那位黑人朋友寻求“正义”的这种止痛式的说法，而不是因为自己急欲“报复”。但后者显然更为准确。
……我警告她，长期内化的愤怒，不管是不是事出有因，都可能会导致她坚决否认与她有任何关系的偏执狂——被迫害妄想、错觉、恐惧症——她说伤害已经造成了。“我这是进退两难，伊莱亚斯医生。如果我屈服，就是懦弱，而如果我反击，又成了神经兮兮的疯女人。”
……总结来说，我在这名病人身上找不到忧郁的迹象。她有执迷的妄想，并且极具控制欲，但同时也非常能自制。我认为她相当令人畏惧……
蛇之形6（1）
最后我只跟彼得·史丹霍普说了不到20个字。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满口道歉地匆匆进门，然后立刻就被一通电话给打断。他只说了句是要紧事，然后就消失在他的书房里，让他太太对着话筒应付，直到他接起分机。不过没什么关系。温蒂是供应消息的宝库，而我相当确定那些事情不可能从她丈夫那里得到，因为其中有些是闲话，而且有些还相当下流卑劣。
在等待彼得回家时，我们转移地盘到了起居室，温蒂试着解下我的单肩小背包，没注意到背包是用一条横过胸口的系带给扣住的。她很惊讶那背包如此之重，也诧异我为何这么不愿意把它解下。我稍作让步，把胸前的扣环解开，并将背包紧挨着我放在沙发上——但就算我现在背出门的是个厨房水槽，我想她也会保持礼貌地什么都没问。我在她眼中显然是个谜，因为不管她脑中想像的狂热之徒是什么样子，那都不会是我。
她放下话筒，微微皱眉。我暗自猜想她是否得常常一肩挑起守护家园的责任。如果角色互换，彼得是否肯如此配合？我的表情泄露的一定比我自知的多。
“他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亲爱的？”她打破沉默。
“没有，”我向她保证；“我来是想谈谈安妮在葛兰姆路的那些邻居，我想你知道得可能会更多。”
她用了然一切的眼神盯着我看。“我是说过去，”她温和地说；“以前他是不是曾让你失望过？”
“某方面来说是的。”我说，为了避开她的眼神，我故意环顾室内。“他说我歇斯底里，但是我没有。”温蒂显然喜欢收集瓷像，房里几乎全摆满了。壁炉上有一排精美的白色德累斯顿仕女像，墙上的小玻璃柜里则放着小小的手绘瓷鸟。照片是她热爱的另一项东西，家人的照片到处可见，墙上还有一张放大的快照，是七个笑脸盈盈的小孩。“他们是谁？”我问，朝照片的方向点点头。
她没有抗议我突然换了话题。“我的孙子。那是少有的一刻，他们全都露出最好看的样子。”她轻轻笑着。“通常都会有个人摆张臭脸。”
“是谁照的？”
“我。”
“照得好极了，”我说的是真话；“别当什么牧师了，你应该当专业摄影师才对。”
“我有段时间就是……呃，半专业的。我以前常在圣马克教堂拍婚礼照，特别是帮那些手头拮据的新人拍。”她拉开壁炉旁的书桌抽屉，拿出一本厚厚鼓起的相簿。“我想你或许会有兴趣。这里应该可以找到安妮的大部分邻居。”
她把相簿递给我，我翻阅着圣马克教堂的婚礼、洗礼、葬礼和节日宴会的照片。70年代的那些照片让我发笑，服装样式实在太落伍了——男人穿着喇叭裤西装、有褶边的衬衫，戴着刻有姓名的粗大手环；女人顶个蓬蓬头，穿着腰线在胸口的洋装和露脚跟的鞋子。甚至有一张我在安妮葬礼上的照片，24岁，不自在到了极点，全新的及地黑大衣不甚合身，让我看起来像是捡拾别人衣服的孤儿。我认出的面孔很少，因为这些人并非全都跟我同一个时期，但有些人我还记得。
“你为什么拍了这么多？”我问温蒂。“不可能所有的照片都拿得到钱吧。”
“我想以后的人看了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我原先是想把照片贴在教区的登记簿上，这样如果有人来查家族信息时，除了文字记录外还可看到图像。”她笑了。“那不是个很好的主意。要把照片跟文字一一对在一起要花很多时间，很快我就穷于应付了。后来我只是为了好玩才继续拍。”
她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好玩，我想着，逐渐对她有好感。我甚至开始想，也许我也可以为我正在做的事情找同样的借口。如果我说我查问安妮之死是因为无聊，有人会接受吗？我伸手指着一张全家福照。“查尔斯一家，”我说；“他们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号。”
温蒂过来和我并肩坐在沙发上。“保罗和茱莉亚，还有两个小孩，名字我记不得了。彼得替其中一个小孩施洗，整个仪式上她都大哭个不停。这些是当时拍的。”
“是珍妮佛。”我告诉她。“她以前总是整夜啼哭。有次我们实在受不了，萨姆决定到隔壁抗议。不料精疲力竭的茱莉亚应门时就哭出来了，萨姆不忍心那么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