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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时我就认出你了，”我说；“这实在太巧了。你是我们在里士满的医生。我们在1976年到1979年初住在葛兰姆路。有次萨姆得支气管炎，你到过我们家一次。”
她随即点头。“拉内莱太太。我应该认出这个名字的，发现安妮·巴茨的就是你。我常常在想你们到哪里去，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神态自若地越过她看向萨姆，看见两张脸上都是意外惊喜的表情，没有疑心……不禁松了一口气。
萨姆在一家货运公司当海外业务经理，辗转带我们到了香港、澳洲和南非。这是段快乐的时光，也让我了解到为什么常常有人将害群之马送到国外去重新开始。断开你跟某些地方、某些人绑在一起的情感联系，对个性真的有神奇的影响。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像小树一样在永无止境的阳光中生长，很快就比父母还高了，而我也总是能在他们就读的学校里谋到教职。
人总是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因此当萨姆52岁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啻是晴天霹雳。医生警告说，如果他不改变太多旅行、太多客户应酬、太少运动的生活状态，那么很快就会再发作。因此我们在1999年夏天无事一身轻地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英国，他们都快20岁了但还没见过家乡。
没有任何特殊理由，除了我们1976年是在多塞特郡度的蜜月外，我们决定租下一间多尔切斯特附近的农舍，那是离开开普敦之前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房地产广告栏里找到的。我们夫妇两个跟英格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殊渊源。我丈夫的父母已故，而我自己的父母已经退休，住在德文郡气候宜人的托凯镇。我们替儿子在学校注册让他们秋季入学，然后开始重新发掘我们的根。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们存了不少钱，两个人都不用急着找工作。至少当时我们是这样想的。
现实情况则截然不同。我们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变成了新工党的“平静不列颠”，几乎没有任何罢工，生活节奏大幅加快，普遍富裕的新景况是20世纪70年代不曾存在的。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东西有多贵，路上有多挤，要找个停车位有多难，因为如今购物已经成了英国人最喜欢的消遣。儿子们迫不及待地抛下我们，加入同龄人的团体。游园会和村里的板球赛成了老人的天地。名牌时装和电子音乐是时下的流行，夜总会和主题酒馆是最热门的去处，尤其是那些通宵营业、卫星转播世界运动大赛的地方。
“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被远远抛在后面了？”在我们回来第一个星期接近尾声时，萨姆闷闷不乐地问。当时我们两个像退休的老夫妇一样坐在阳台上，看着马儿在附近的草地上吃草。
“因为儿子？”
“不是，是我们的同侪。今天我跟贾克·威廉斯通电话”——那是我们住在里士满时的老友——“他告诉我说，他昨天卖掉他名下的一家公司，赚了200万。”他做了个怪表情。“我问他还剩下几家公司，他说只剩两家，但总共价值1000万。他想知道我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漫天扯谎。”
我没急着回答，纳闷萨姆似乎从来没想到过贾克跟他一样是大幻想家，尤其是多年来贾克跟他在电话上吹擂了不少“赚大钱的生意”，却始终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或者凑出钱？——搭机来看我们。“你说了什么？”
蛇之形2（2）
“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我们在股市中大捞了一票，可以提早退休了。我还说我们打算在多塞特郡买栋有八间卧室的房子和一百亩地。”
“喔。”我用脚拨动几丛长在阳台裂缝中的草，这很符合这栋房子那种疏于照料的荒废氛围。“新开发区的一个砖头盒子还比较有可能。我昨天去看了一个房地产中介的橱窗，任何稍微有点规模的东西都远超过我们的预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差不多要3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装修费用。我们只能祈祷贾克不要来看我们。”
想到这让萨姆更郁闷。“要是我们有点头脑，就会留着葛兰姆路的房子。贾克说现在的价钱是我们1976年的十倍。我们是疯了才会把它卖掉。如果想换栋合算的房子，得在房地产市场里留下点筹码才行。”
有时候我丈夫的记忆力真让我绝望。他那古怪的选择性记忆让他记得过去每一次谈判胜利的精确细节，却坚持忘记我们住过的每一处地方餐具是放在厨房的哪里。这有它的好处——很容易就能说服他说他搞错了——但有时也会令我抓狂。最最起码，他也应该记得安妮的死因判定之后，那段纷扰不安的日子……
“决定要离开的是我，”我冷冷地说；“就算我们落得要去住拖车我也不在乎，那个决定我永远不会后悔。你也许可以继续住在葛兰姆路……我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少那些电话开始之后就不可能。”
他紧张地瞄我。“我以为你已经把那些事都忘了。”
“没有。”
马儿不知什么原因慢慢跑到草原的另一边，也许它们的听力已经好到可以听出一个字眼里的怒气。我们沉默着看着它们，我敢打赌萨姆一定会和往常一样避谈我们生活中那段濒临离婚的日子。一两分钟后他转移了话题。
“不过若纯就财务来看，贾克说的可能没错。”他说。“如果我们保留那栋房子，把它租出去，那我们不但这些年都会有一笔收入，而且我们的资本还增加了十倍。”
“当时我们有贷款，”我告诉他；“所以那笔收入会直接拿去还钱，我们一毛也收不到。”
“但是贾克说……”
有关贾克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急剧的通胀对贷款人造成何等有利的影响，以及撒切尔革命又如何让企业家得以拿别人的钱来玩俄罗斯轮盘等论点，我没有专心听。住在伦敦时我就不怎么爱理他，多年来萨姆一直向我转述他跟贾克通过越洋电话进行的对话，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意见。他们这种竞争式的交情，创建在贾克虚荣的自我吹嘘和萨姆可笑的回敬之上，任何有一丁点智力的人都能一眼看穿。
萨姆默然不语，我强打起精神。“从我们第一次见到贾克·威廉斯开始，他就一直在钱的事情上撒谎。”我喃喃地说。“他在酒馆里找上我们，只是为了免费喝酒，因为他说把皮夹忘在家里了。他说他会还我们钱，但是始终没还。当时我不相信他，现在我也不相信他。要是他有一千万的身价——”我露齿一笑——“那我就有一副21岁的身材。”
我是为萨姆好，尽管他看不出来，他永远不会想到我对贾克的了解可能比他多。我怎么会呢？自从在萨姆和我离开伦敦那天，我跟贾克不愉快的道别以来，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络过。然而贾克的斤两我仍是一清二楚，我还知道，当他那些自夸的谎言终于让他自食苦果的时候，他会因此睡不着觉。
萨姆的郁闷逐渐消散。“哦，可以啦，”他说；“情况没那么糟啦。你的屁股的确是变大了一点，但胸可还是很有形的哪。”
我亲热地在他后脑勺拍了一下。“至少我的头发都还在。”
警方证人的证词
日期：1978年11月16日
时间：18点27分
负责警官：里士满警局的昆廷警员
证人：萨姆·拉内莱，萨里郡里士满区葛兰姆路5号
事件：1978年11月14日，安·巴茨小姐死于葛兰姆路
1978年11月14日星期二，我在7点半左右到达里士满车站。我朋友，住在葛兰姆路21号的贾克·威廉斯，也搭了同一班火车，在我穿过票口的时候赶上来跟我一起走。当时雨下得很大，贾克建议我们到萩路上的“箍环与葡萄”酒馆去喝一杯。我累了，因此建议不如去我家。我太太是老师，当天晚上有家长会，要到九点半才会回家。贾克跟我沿着A316号公路走了大约15分钟，在7点45分左右弯进葛兰姆路。
我在葛兰姆路住了两年，常常看到安·巴茨。过去六个月里，我好几次在我家门外发现她盯着窗户往里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相信她是想吓我太太，她曾经骂我太太“白鬼”。星期二晚上（1978年11月14日）天气那么坏，我很意外看到她又出现在那里。我们一绕过转角，她就走开了。她显然是喝醉了酒，我把她指给贾克看，我们两人都用“醉瘫了”来形容她。我们不太想走近她，因为她似乎很讨厌白人。我们在她身后过街，然后进入我家。
贾克在我家待了约一个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