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闪⒚浚蟾恪八脚伞保巴饧铀埃钔庠龆睿蛭瓿缮霞吨概傻母乘岸睿还说胤剿阑睿疵釉觯韵蛏纤狙η肷停Ｍ冀换蛑斜ニ侥遥蛹优傻母乘爸心比「鋈怂嚼拔邸⑹芑撸愠霾磺睢！ �
顺治十八年四月，四川道御史夏人佺揭露地方官“加派”的严重状况。他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说：现今田赋正额，每亩多不过二三钱，少只几分，按说赋税确实不重，但“地方官摊派科敛，较正额多且十余倍，少或数倍。”由此亦见当时“州县私派私征”是何等严重！问题是，主管的司、道、府、厅等官又不予“检查”，任其所为，使百姓深受苦累。《清圣祖实录》，卷2，15页。岂止地方官，连朝廷也搞“加派”，限于财政入不敷出，即于顺治十八年八月，宣布恢复明末所增“三饷”中的“练饷”一项。明末档册多毁于战火，户部无法找到“练饷”的旧案卷，只有“遗单”一张，内载：每亩征派一分。直隶、山东、河南、江南、山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陕西、四川十三省，共计有土地：577。1万余顷，每亩也派征一分，计得银500余万两。户部请求，以上各省巡抚，自顺治十八年为始，限三个月内征完，解送到户部。至于新开辟的云贵，“无旧案可查”，就由两省巡抚按现今应征的田赋内，照每亩一分的额数加征，编辑成册，报给户部。
这种明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完全违背初入关对全国百姓的许诺，加征数字每亩一分，等于现征赋额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能说少。大概户部也知道此项举措不得人心，惟恐日久生变，便限令三个月突击征收完毕。刚刚就职的四辅臣即批示：“如议速行。”《清圣祖实录》，卷4，9~10页。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6）
至十二月，年幼的圣祖在解释上述加派不得已的苦衷时说：“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云南）闽（福建）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致失所。”因此，他下令：“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他责成户部将此决定，尽速通告全国，使百姓人人知道。《清圣祖实录》，卷5，19~20页
国家的“加征”得到纠正，但地方“私派”如故。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四川御史马大士予以揭露：州县征收钱粮，明明已征收完毕，仍上报没征收完，留一笔欠账，以便于“加派私征”，据为私有，其“弊端百出”。他提出惩治办法：以后如司道府厅等官对下属州县私弊隐瞒、朦混不报者，由上级督抚“题参”将司府道厅官革职；若司道府厅等官上报，而督抚隐匿徇私不报，则由科道官指名“题参”，将督抚降五级调用。户部批复同意。《清圣祖实录》，卷12，2页。
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吏部：最近听说，地方官“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火耗，交税银时的损失部分。农民交税银，多属细碎，地方官将其重新熔铸，加工成标准重量的银锭。在其烧化、熔铸时必有损耗，其损耗部分，称“火耗”，例由农民自补，以足原额数。地方官从中作弊，多索“火耗”，据为己有。，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此类事，由科道官“不时察访纠参”。以前，夏秋征收钱粮，原有定期，而今地方官却“予征”隔年钱粮。圣祖很生气地说：这样做，“小民”怎能承受得起！他下令：“以后予征停止。”《清圣祖实录》，卷14，20页。
圣祖即位五年间，已屡次明令禁科派、加征，可是，此类弊端还是屡禁不绝。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说：“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受灾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所以，征收钱粮，“民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清圣祖实录》，卷22，18页。第二年六月，圣祖已经亲政，召见户部官员，指出：“向因地方官员，滥征私派，苦累小民，屡经严饬，而积习未改……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他既对百姓“甚悯之”，又对地方州县官作弊及督抚徇庇表示出“深可痛恨”的愤慨之情，责成户部严查。《清圣祖实录》，卷26，12页。
圣祖并非说说而已，对那些置法而不顾的官员，必绳之以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山西巡抚满洲人穆尔赛被揭发就是一个典型。他的罪状主要是在他管辖的文水等县多加“火耗”，窃为己有，其次是女儿出嫁时，向其属官索取礼物。事发后解至京师严审，事实俱在，圣祖判处他死刑，待秋后处决。《清圣祖实录》，卷122，7~12页；卷123，5页。
鉴于以往的教训，对选拔官员制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吏部提出：督抚等荐举保举府州县官，须保证两条，在册内填上一条是被保举人“无加派火耗”的字样；一条是填入“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所谓“上谕十六条”，是圣祖于康熙九年十月颁发的治国纲要，强调教化，儒家治国的指导思想。详见《清圣祖实录》，卷34，10~11页。，每月底，聚乡村乡约讲解字样。”如保举不实，依照“徇情荐举卓异例”，给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的处分；提供保举详细情况的司道府官，各降三级。《清圣祖实录》，卷122，17~18页。
加派、科敛，都是地方官盗用公家的名义，向百姓额外摊派，可谓巧取豪夺。这种税外加税，额外增额，实际是地方官贪赃害民。如此致使百姓的负担加重，自然积怨于朝廷，久之便生祸乱。圣祖和他的开明大臣们深知其弊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故一再告诫户部，反复颁布禁私派的严令，对其重犯予以惩处。圣祖为此进行了长期斗争，约从康熙三十年以后，加派、科敛的事大为减少，但无法根绝。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月，圣祖面嘱河南巡抚徐潮说：“闻河南火耗甚重，尔去当严行禁止。”徐潮回答说：“臣闻河南有几州县火耗最重，此外尚有私派。臣当严行禁革。”《清圣祖实录》，卷201，24页。表明私派之类确已减少，仅在部分地区时有发生，有的不失为严重，但全局日渐安定，官民相安无事。
秦汉以来，历代有一个传统，这就是：官员不得经商，不得参与经济贸易活动。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的小农国家，“重本抑末”是其相沿不变的传统政策。以农业为首，视农业以外的各行业为“末业”，更以经商为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西汉初立，限制商人的子孙不得为官，商人不得穿绸缎等，把商人看成是下贱的人，如同妓女，而加以防范，惟恐人们舍本逐末，为害国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官员经商必然与民争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财进行商业活动，无不大赢其利，国家的财富，百姓的利润，都被官吏攫取。他们经商，必然搞乱经济秩序，也使政府腐败、堕落，危及统治。因此历代以官员经商为大忌，而加以严禁。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7）
清初，对官员经商也采取了严禁的政策。康熙六年七月，左都御史王熙提出“请禁官员贸易之害”一疏，揭发各级官员利用家人强占市场、贸易关口，不许商民贸易，欺行霸市，垄断贸易，牟取暴利，商民深受其害。户部据此，作出严格规定：今后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各官家人如“强占关津，不容商民贸易者”，就地“枷号三个月”，属百姓者，责打四十板；旗人者，鞭打一百。纵容家人的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爵，罚银一千两，都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如果兵民商假冒王公文武各官之名，“照光棍例治罪”，货物入官。圣祖批准实行。《清圣祖实录》，卷23，2页。。此令，对官员从事贸易活动进行严处，而对不法之徒也予严禁，以保证贸易、经商正常进行。
此前，康熙四年九月，已下令严禁国家收税官员扰害商民的正常经贸活动。主要弊端是，收税官员“希图肥己”，任用当地地痞、恶棍，巧立名目，另设私秤，于定额之外，“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