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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前述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按漠南蒙古的模式，进行编旗队、设盟，成为清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集中力量打击噶尔丹的离心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对其胁从者一律既往不咎，感化他们归附，一体“恩养”，乘机将西北地区归入清政权的统治之下。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和硕显亲王丹臻等人，给予了正确地总结：圣祖十余年来，“下台湾，歼灭察哈尔，定俄罗斯，收喀尔喀，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今噶尔丹又复剿灭，其同族之青海台吉，皆克期来朝；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清圣祖实录》，卷183，32页。
圣祖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不过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都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一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限隔汉民族的农业区与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区的藩篱，从而把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的部分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1）
经济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强大与否，亦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每当经济崩溃，凭借军事的强大也难以维持，国家政权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机。中国历代王朝，每至灭亡，都与经济的崩溃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没有或粮食匮乏，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社会就会动荡不定，便加速了一个国家政权的灭亡。
这些，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件易事。顺治朝18年，力图恢复封建经济，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即世祖去世前半年，户部奏报：“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皆由兵马日增之故”。《清世祖实录》，卷136，21页。战争仍然是经济恢复的最大障碍。而经济的困难已使清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以顺治十七年六月为例，自春至夏一直干旱无雨，世祖不得不向上苍“祷雨”，他在“祝文”中写道，因雨不足，他“昼夜忧惧，不敢宁处”。他所“忧惧”的是，干旱而使“田苗枯槁”，必将发生“饥馑”《清世祖实录》，卷137，2页。，百姓动乱，势必动摇清朝初建的统治。经济困难引起世祖内心的恐慌，溢于言表。经济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战争遭到失败更为深刻！
圣祖即位初，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钱粮系军国急需”，但各省“拖欠甚多”，征收上来的“甚少”。除了各地方官玩忽职守，或有侵挪等原因，主要还是民穷，难以完成应缴的钱粮。《清圣祖实录》，卷1，17页。还有些地方，经战争破坏，经济尚无恢复的迹象。就拿辽东地区（今属辽宁省境）来说，清入主中原18年后，这里还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在靠近边海地带，“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辽河以东，原属经济发达地区，“城堡虽多，皆成荒土”，如盖州（辽宁盖县）、凤凰城（辽宁境内，今仍名）、金州（辽宁省境，今仍名）等地，不过数百人，而铁岭（辽宁铁法市）、抚顺（辽宁省境，今仍名），“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这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表明经过明清战争后，残破如故，没有得到一点改善。
在封建社会，“国之大计在农”，而农业之好坏，又取决于雨水得宜《清圣祖实录》，卷6，12页。。自顺治以来，特别是中期以后，水旱频仍，农业连年歉收。对农业关系最重的是黄河，从顺治元年夏开始，几乎年年决口，朝廷征发民夫堵塞，却是屡塞屡决，黄河改道，到处冲决，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朝廷虽尽力蠲赈，却无财力满足需要。黄河泛滥，殃及淮河，而与之相联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清史稿》，“河渠二”，卷127，3770页。，南北交通断绝，南方钱粮不能北运，国家财政大受其害。几个世纪以来，南方经济成为北方的依靠，所谓“天下财富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清世祖实录》，卷136，4页。。到清代，这一经济格局仍没有打破。由于黄河、淮河的水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的漕运受阻，农业的主要生产地区中原和江南广受其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圣祖已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亲政后，就把三藩的政治问题与河务、漕运的经济问题列为他优先解决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尽全力加以解决。很清楚，他把治黄与漕运提到治国、安定天下、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治河即治国，道理即在于此。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从开天辟地，她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我们的祖先生生息息，繁衍不止，最终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以博大的胸怀，汲取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汇成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向着四方，向着世界辐射，发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历代王朝皆仰赖她的滋补，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新篇章。
不容否认，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她带来的祸患，不知给历代造成多少灾难！她在上游地带，流经崇山峻岭之间，不能为大患。但一出龙门，至河南荥阳以东，地势平衍，水势顿减，流速缓慢，从西北黄土高原裹挟而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床积高，甚至高出地面，如河在天上！每当夏秋雨季，河水溢出，冲决堤岸，淹没大量农田，城乡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害。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历代为治理水患，前仆后继，已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先人治河的基本方法，就是加高增厚堤坝，堵塞决口，对于泥沙的淤积，则无能为力！黄河如一匹难驭的野马，随时奔流，屡次改变河道。到北宋熙宁年间，一次大水，使黄河改道，经江苏淮安府，与淮河汇流入海。
在黄、淮汇流处，又与运河相接。运河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人工水道，自北京至杭州，长达两千多里，成为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以后，南方经济已超过了北方，成了历代的财富之区。建都于北方的唐、宋、元及明、清历朝，京师所需都依赖南方的供应。运河一变而为隋以后各朝的生命线，把运河上的运输称为“漕运”。运河因与黄、准相连，也深受其水患之害。黄河东西流向，运河南北贯通，所以两河必然相交，不能回避，不能绕开，就利用黄河的一段，作为运河的运道。问题是，黄河发大水，不仅倒灌入淮河，使之泛滥为灾，而且又倒灌入运河，将其堤防冲坏，还把泥沙带入运河，致使河身变浅，而不能行船，运输便告中断。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2）
北宋建都于开封，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取自南方，黄河的运输已失去重要意义，运河成为他们的命脉。以明代为例，至成化八年（1472年），每年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供应京师，自此以后，即以此数为定额。《明史》，“食货三·漕运”，卷79，211页。清初，到康熙五年（1666年），“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运至京师。《清圣祖实录》，卷18，20~21页。以后，长期保持400万石的数额。如果漕运中断，京师百官及军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陷入饥荒。所以，黄河与运河息息相关，治黄就是保障漕运畅通。如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工部：“漕运关系国用，河道理宜严肃。”《清圣祖实录》，卷14，21页。次年正月，他对河道总督朱之锡说：“运河关系国家漕粮，”同时，也关系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8，3页。。治黄保运，实系国家治乱，不能不列为治国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明末崇祯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将近五十年间，黄河频频泛滥成灾，为害日益严重。《清史稿》认为，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率大军围汴梁（河南开封），决黄河水灌城。考之历史，李自成决河灌城，时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正值秋雨连绵，黄河水旺。开封在黄河南十里。李自成久攻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