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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之胜利，自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适应了人民希望安定的愿望，平息噶尔丹之乱是得民心之举。圣祖对蒙古的政策很宽松，很优待，不以武力和军事实力相威胁，而动之以情，待以诚恳，就是对噶尔丹的分裂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千方百计予以争取，在忍到极限而不能忍时，才毅然出兵征剿。这一政策，赢得了蒙古各部上层及下属的拥护，打击了顽固派，争取了中间派，而原先投靠朝廷者更忠心地为之效力。所以清朝的胜利有其必然性，当然，也是其主观努力与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
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1）
到康熙三十六年，清朝平息噶尔丹叛乱，清军入关已经54年了（1644—1697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岁月里，清朝都做了哪些事情？都达到了什么目标？应该如何估价她所取得的成就？在五十余年后的此时，该给她做一次总结，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清朝，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
以往，我们阐述清朝的历史，举凡清朝所做的，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逐一开列出来，给予了某种肯定，但说到底，还是说她进关重建封建统治，延缓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质言之，就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认识，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国情，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只看到清朝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新一代王朝统治，与历代没什么两样。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差，就从这个问题产生出来，不可不分辨清楚。
总结清朝五十余年的奋斗，以圣祖平息噶尔丹叛乱、多伦会盟为标志，解决了北部蒙古问题，把顺治朝的统一事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圣祖撤长城之防，为两千年一巨变，基本实现了长城内外大一统，变中外为一家。这是继承历代大一统思想的一次飞跃，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如上卷已详述，清朝承明末大乱，面临着分裂与统一的历史选择。南明政权极端腐败，农民起义军无所作为，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重新归于一统。但是，台湾郑氏政权尚游离于清朝的统一之外，北部蒙古虽按时朝贡，清朝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漠北蒙古的完全统治的问题，而康熙十二年爆发的吴三桂武装动乱，则证明清朝入关以来所建立的统一，既不完整，也不巩固。圣祖不得不再次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八年后，乘战胜三藩之余烈，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向台湾发起总攻，迫使郑氏政权第三代传人郑克向清朝投降。表面上的新的统一，很快又被沙俄入侵东北，噶尔丹分裂西北所打破。清朝又花了十余年的时间，驱逐了入侵者，平息了叛乱，内地与边疆重获安宁，清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至此，持续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军事斗争，才出现了天下大一统的新局面。
中国大一统的体制，创建于秦王朝。其后，两千年间，尽管历代嬗变更迭频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其中，群雄割据、分裂，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造成纷乱经常发生，短则几十年、上百年，长则数百年，但总是归为一统。清朝的统一，再次证明大一统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我们从中国历史发展中，得出一个结论：历代能否实现大一统，关键就看它们是否有效地控制东北、西北和北部的“三北”地区。把它牢固地置于中央政权的统一政令之下。中国历代所谓“边患”，皆起自“三北”地区。这一延袤万余里的辽阔土地，历来是游牧与射猎民族生息活动的广阔舞台。他们以精湛的骑射长技，尚武的民族精神，耐饥渴善奔驰的特质，常使农业地区的民族——广大汉人感到恐惧。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对财富追求的欲望，驱使他们不断挥戈南下，劫掠汉人的财富和人口。在这些游牧民族或以射猎为生的民族看来，“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更荣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160页。在长达千百年间，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战争绵延不绝，确实给农业民族造成严重威胁和数不清的损失。当然，汉人所建的中央王朝为其自身的利益，也常以重兵出塞，发动反击或掠夺性的战争，同样给游牧等少数民族带来灾难。因此，历代二十六史中充满了中原王朝与塞外，或与南疆等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记录！
自战国时起，为防御北方“夷狄”等族的入侵，各国始修各自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而燕、赵、秦等位居北方，首当其冲，都沿自己的疆界，修筑了长城。秦并六国，天下一统，匈奴屡屡南下，构成严重威胁。秦始皇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开始营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万里长城。它以燕、赵、秦三国长城为基础，把它连接起来，向东西两个方向伸展：西至甘肃河西走廊的西端，临界瀚海；东至辽东，与渤海湾相接，东西万余里。这道万里的长墙，如一道无限伸展的篱笆，大体沿农业区的边缘，将广阔的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瀚海——戈壁大沙漠隔离在农业区之外，也就把“三北”的游牧民族和渔猎诸民族隔断在汉民族聚居区之外。自此，这道万里长城把中国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并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地理观念，所谓“内外”之分、塞内塞外之别，关内关外之辩，都是以长城为限隔的。中原王朝常自称“中国”，也是针对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而言的。
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2）
长城的修筑，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古代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也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对立。秦始皇主修长城，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质言之，是春秋以来“华夷之辨”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产物。
秦始皇创行的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和万里长城这两份丰厚的遗产，被历代完好地继承下来。历代以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制，坚持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牢牢地固守长城以内的广大农业区，以长城为军事防线，布兵设防。自秦以后，历两汉、北齐、北周、北魏、隋、唐、辽、金、明等王朝近两千年而不衰。即使少数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等入主中原，也都沿袭汉人修长城，防御其他游牧民族进袭中原，侵夺其政权。
明以前，所谓农业区与游牧区的对立，实际是中原王朝与“三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矛盾和斗争。长城之存在，是在中国境内为华夏农业民族所设的保护区。因此，在治理和统辖上，对其“内外”确有分别。大体上说，在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区，由中央王朝实行直接的统治，即派官置署，驻军为守，百姓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以时服役，应召入伍等。对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还有南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实行“因俗而治”的传统政策，其办法是，由中央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部长或首领为官员，一般都采取世袭制，父死子继，世世为官。如，唐在东北黑龙江地区设黑水都督府，后由大祚荣氏建渤海国，其君主由唐朝钦命；明在东北开原（今辽宁开原）以北至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亦照内地，实行卫所制，任其酋长为都指挥使等职。在北部的蒙古地区，永乐时，封其大酋长为王，其他小酋长或部长，也以明朝的官职如都督同知、指挥、千百户等职“敕赐”。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西人封贡”，补编卷3，1561~1565页。他们也以得到朝廷封赐为荣，不时上疏请求给予封赐，朝廷出于怀柔，一般都慷慨赠予。最具实质内容的是，按朝廷规定，以时朝贡，向中央贡纳法定的“方物”，而一经“贡使绝”，则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破裂。
明以前，历代所行的这种朝贡制，实际是间接统治的方式，如历朝说的“羁縻”之策。此种体制，颇类现代的民族“自治”，但较之今天有同样的自治权、自主权。他们除了向中央纳贡，保持名分上的隶属关系，而在本区域则拥有一切权力，特别是拥有武装力量，其征发、调遣皆出自他们之令。因此，他们同中央王朝关系较为松散，中央对他们没有严格的制约力，如双方关系理顺，互有往来，朝贡如时，否则，他们就同中央脱离关系，完全自行其是。历代同周边民族关系时好时坏、少数民族时顺时叛，大抵皆由此而来。
鉴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