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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省饷银，共需2000万两，而本年的全国军饷也不过1700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圣武记》，卷2，62页。，并非虚语。每有饷不足，三藩就连章告急，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了剩余，隐匿不报，支用情况，也不许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亦使掌管全国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国家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再说用人、任免官员，其实权也被三藩所操纵。他们可以随意任免官员，只须吏部履行手续而无权更改。历代“用人”是“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清世祖实录》，卷142，18~20页。，这一法规，未曾更改过。但三藩可以自主其事，所谓报吏部，不过是如今天的备忘录而已。其中，以吴藩为尤甚。他选用的人，令某为某地官，授某为某将官，便直接给吏、兵两部批文，如吏、兵部选用的人，不合吴藩之意，必须撤回，只能任命他选用的人。他甚至把他选的人派到外省为官，名曰：“西选”，即平西王选用的官员。开始时，只有吏部将文职人员的选用，交由吴藩全权处理，后来，兵部明知管不了云贵武职官员的事，干脆不管。康熙五年十月，兵部提出，请“照吏部例”，将两省武职员缺，“悉听该藩题补”，如无可补之人，可由吴藩题明，然后由兵部确认。执政的辅臣表示同意。《庭闻录》，卷4。结果，兵部仿效吏部，把对云贵的用人权统统交给了吴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全国各地，所谓“西选之官满天下”，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到四辅臣辅政时期，国内战争已成为过去，除台湾以外，在大陆已完成并初步巩固了清朝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圣祖亲政后，铲除了鳌拜集团，君主专制体制得到恢复，开始运行，中央集权也得到了加强，而三藩擅权，自行其是，如国中之国，势必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显而易见，三藩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起来。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千方百计维护其特权；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优待和特权，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同时，朝廷对此失去警惕，没有看出问题之所在，即使有人给敲了警钟，也不予理睬。如，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吴藩擅自用权，“有碍国体”，竟被降职，另调他用，他被迫辞官归故乡。《清圣祖实录》，卷5，12页，参见《清朝先正事略》，卷5，“郝雪海中丞事略·附杨素蕴传”。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直言“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缺乏足够的证据，逆迹未显的情况下，朝廷不敢触动吴藩，只能制裁傅弘烈，差点被斩首，后改判，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清史稿·傅弘烈传》，卷252，9727页，参见《平吴录》，4页。接着，中丞御史孛棠也因参劾吴藩受到革职的处分。《平吴录》，4页。可见，朝廷对三藩的演变与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部分削除三藩割据（4）
历数三藩形成的历史和现状，清朝本来只赐爵名而不赐土，却成为事实上的封地。清朝的本意，将三王分置南疆，以解朝廷的南顾之忧，“屏藩王室”《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701页。，实际却与清朝的愿望相反，成为与中央抗衡的割据势力，不仅影响国家的真正统一，也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三藩已变成朝廷政治与经济的三个巨大的包袱，是它继续前进的严重阻碍。
圣祖清除了鳌拜及其党羽，自此乾纲独断，解决三藩问题也提上了议程。据圣祖自己说，他久有撤藩之意；“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清世祖实录》，卷99，8~9页。这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刚刚平定吴三桂之乱后说的一段话，对往事的回忆，透露他早年的想法。他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清圣祖实录》，卷154，10页。两事互为印证，他当时有此远见卓识是可信的。所虑何时撤藩，采取何种方式撤为好？他正等待时机的到来。
圣祖最担心的是，“三藩俱握兵柄”《清圣祖实录》，卷99，8页。，精兵猛将如云，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一面密切关注三藩的动向，一面继续加恩，频频颁赏，藉以笼络其心，免致引起怀疑，变生不测。
撤藩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要求撤藩，“归老辽东”《清圣祖实录》，卷99，8页。。尚藩很明智，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自请撤藩，在客观上为圣祖处理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于是，圣祖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水推舟，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准。《平定三逆方略》，卷1，5页。实际上，这一做法，就是暗示吴、耿两藩也应效法尚藩，主动提出。进而说，批准尚藩撤回，也就造成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吴耿做出选择。果然，耿、吴两藩无法回避，心非所愿地也提出撤藩。
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耿藩可撤，但对吴藩撤否却出现了严重分歧。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人为代表，只有少数人支持圣祖全撤的主张《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多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圣祖为慎重起见，又指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及九卿科道诸臣再进行讨论，希望取得一致意见。会议结果，还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圣祖力排众议，宸衷独断，正式作出撤吴藩的决定。《清圣祖实录》，卷43，3页。
事情绝非如圣祖想得那么简单，以为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问题。他本人及其支持者明知情况复杂，明知吴和耿请撤并不是出自诚意，应当慎重估量当时的形势和撤藩可能产生的后果，多设想几种方案以供选择，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归纳起来，可有五种方案选择：
其一，恪守太宗以来，世祖、多尔衮和圣祖即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子孙世袭罔替”《清世祖实录》，卷60，6页。，永不撤藩；其二，将吴、耿、尚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把兵权收回。此法颇类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如兵法云：各个击破；其四，不急于撤藩，即使尚藩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如，待他们老一辈去世，新一代掌权，趁其年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其五，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可行性。比较以上各个方案，如多数廷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较为得策。一是尚藩率先撤藩，不易反悔；二是耿藩为第三代承袭，精忠没有威望，也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把他撤下来，不致出乱子，最后只剩下吴藩，势单力孤，再稍待时日，他已60岁，等其寿终正寝，就不难解决。但圣祖计不出此，却选择了第五方案，是最下之策。圣祖时年20岁，血气方刚，凭一股气盛，断然一次性解决，操之过急，惹出一场大乱。如果，他能冷静、小心，持极慎重的态度，不取其下策，那么，八年内战就有可能避免，至少说可以延缓，即使发生，也不致声势如此浩大，持续时间如此之久。不久，即将爆发的内乱，是由撤藩引起的，圣祖处理不当，是不能辞其咎的！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圣祖撤藩令送到昆明，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因为他申请撤藩不过是故作姿态，虚意应付，他自信当今皇上一定会“慰留”他，不会让他撤藩的。在圣祖与吴三桂之间，各有一个“没想到”，这就是圣祖没想到撤藩会招致一场战祸，吴三桂没想到圣祖会断然撤藩，自己朝请，而令夕下，弄假成真！吴三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