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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四月，又发生了满汉官员相互排斥的事件。其起因于审理阿达哈哈番（满语，汉名为轻车都尉）任珍一案。世祖指示刑部会集满汉九卿科道共同审议，将结果向他报告。以吏部尚书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为首，单独召集汉官，加上他们3人，共28人进行讨论；满官也自行讨论，无一汉官参加。两方的结论并不一致，都报告了世祖。世祖看了两份报告，非常生气。马上把陈名夏等28人召到午门，当面训斥他们与满官“心志未协”，没有“和衷”共济。陈名夏等28人分别受到罢官、降级、罚俸或一年或半年的处分。而满臣却没受任何处分。《清世祖实录》，卷74，6~9页。
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满汉官员也常有分歧。汉官对汉人的利益难免有所庇护。例如，投充到满官之家的汉人经常逃跑，满官坚持严法处置，而汉官则持不同意见，世祖对此很反感，批评汉官“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清世祖实录》，卷90，4页。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满汉的矛盾和斗争在统治集团内部不仅存在，而且也是很尖锐的。一些汉官为此不仅丢了官职，甚至连性命也不能保。大学士陈名夏以“痛恨”满洲人剃发、鄙视其衣冠等罪，被处以绞刑就是一例。《清世祖实录》，卷82，1~9、14页。
第二部分调整满汉关系（4）
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因清朝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等政策而变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引发出严重的民族冲突，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所谓圈地，是指清入关后，在直隶和京畿等地区，圈占百姓土地，用以供养皇室，以及满洲贵族、八旗将士。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满洲贵族及八旗将士所有的旗地、庄园需要大批人力来经营。于是，朝廷制定一项政策，允许无地而贫困，或求庇护的汉人投入到他们的属下，充当奴仆，供其役使。这就叫“投充”。与此相联系，投充的汉人不堪忍受满洲贵族及八旗将士的奴役，纷纷逃跑，另谋生路。朝廷为保护满洲的利益，特制定“逃人法”，针对逃人，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换言之，就是对“逃人”的残酷镇压。
清朝定鼎北京，所谓“东来”诸王、勋臣、兵丁及其家属皆“从龙入关”，亟须安置。就在入关的当年即顺治元年十二月，在摄政王多尔衮主持下，制定并颁布“圈地令”，规定：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战乱者，无主田地甚多，由户部概行查出，如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其子弟还在，按其人口给予一定数量土地，“其余田地尽行”分给已入关的满洲王公贵族及其八旗将士。以后陆续入关的，再照前例授给。《清世祖实录》，卷12，13~14页。一个多月后，顺治二年正月，正式批准实施圈地，强调：凡圈占的地方，要使满汉分开居住，免致争端；原明朝赏赍勋戚庄地及民间无主荒田“悉令输官，酌行分拨。”《清世祖实录》，卷13，4页。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圈地活动，直到康熙八年才停止。
按明文规定，只圈占近京的“无主荒地”。但满洲王公贵族及八旗将领并不完全执行，“无论有主无主地上，一概拨换、圈占。”《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5，4896页，参见《清世祖实录》，卷30，3页。自顺治二年至四年的三年中，掀起了圈地的高潮。以顺治四年（1647年）为例，圈占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地60 705垧；圈雄县、大城、新城三县地49 115垧；圈容城、任丘二县地35 051垧；圈河间府地21 539垧；圈昌平、良乡、房山、易州四州县地59 860垧；圈安肃、满城二县地35 900垧；圈完县、清苑二县地45 100垧；圈通州、三河、蓟州、遵化四州县地110 228垧；圈霸州、新城、漷县、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共11州县地192 519垧；圈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五州县地101 490垧；圈宝坻、香河、滦州、乐亭四州县地102 200垧《清世祖实录》，卷30，4~5页。。
以上共圈41州县、1府土地，共达812 897垧。在被圈的州县中，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被圈的土地最多，共166 838垧《大清会典事例》，卷135，1~2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卷2，30~31页。。
被圈占土地的州县都是今北京所属的乡镇县及其以外的地区，统称为京畿。经圈占后，民地所剩无几。如，今河北蓟县，原额地4348垧，在五六年间被圈去土地4278垧，民地仅剩70余垧。《河北省蓟县志》，卷5，489页，载《中国方志丛书》。这样，围绕京师的绝大多数的土地都被清皇室、王公贵族及八旗将士占去了。滕绍箴：《八旗子弟》，3~5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满洲贵族圈占土地，带来了严重后果。虽然满洲贵族得到安置，占有很多土地，“广连阡陌”，生活富饶；但是汉族农民失去土地，被迁出世代居住的土地，“辗转流离”，还有很多农户沦为旗人的佃户，生活贫困，如此加剧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清朝统治集团也已看到了由于圈地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为保证满洲人的根本利益，它又必须这样做。同时，它也力图采取各项补救措施，以缓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弥合其矛盾。
一是被圈之民迁到满洲未圈州县内，另行“拨补”土地耕种。同时给予“豁免钱粮”的优待。凡迁到离原居400里的农户，准免二年的钱粮；迁到三百里内的，准免一年。《清世祖实录》，卷30，3页。参见该书卷14，6页。上述41州县被圈的农民，都分别迁到被指定的州县内，予以安置。但是被圈土地都是上等良田，而拨补给农民的大都是“薄地”，收成不足，更增加了生活的艰难。
二是退还已圈土地。朝廷初衷，是为入关迁居到北京的满洲贵族及其八旗将领、旗兵安置生活，不得不牺牲汉族农民的利益，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额外多圈多占土地，却用来作为“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顺治八年二月，世祖发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召见户部官员，斥责满洲贵族夺农民的“耕耨之区，断其衣食之路，民生何以得遂？”当即指示户部马上行文地方官，“将前圈地土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清世祖实录》，卷53，27页。世祖的指示，暂时抑制了圈地的势头，却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还是给了农民一点缓解的机会。闰二月，科臣李运长提出报告，请免圈良乡、涿州等13州县余地，以缓解农民的困难。世祖予以批准。《清世祖实录》，卷54，20页。
圈地仅限于京畿地区，其矛盾尚未扩展到全国，故几经修正政策，矛盾有所缓和，随着满洲贵族逐步得到安置，圈地也随之趋于低落，至康熙初年，遂告永行停止。
第二部分调整满汉关系（5）
与圈地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汉人投充旗下为奴。
满洲人不事农耕，特别是贵族之家全依赖奴隶或奴仆的劳作而生活。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进军辽东，“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太宗时，不再把“降户”和俘获的汉人降为奴隶，而大量编为民户，颇得民心。清进居中原后，满洲贵族尤其是八旗分驻全国，他们获得大量土地，却不能耕种，于是，朝廷允许甚至号召生活贫苦的农民或失业者投到满洲人之家为奴，谓之“投充”，实质是变相掠汉人为奴，虽与太祖时名目不同，但实质没有区别。
顺治二年三月，以世祖皇帝的名义正式发布一项政策：在战争中被俘获的汉人甚多，如“情愿入满洲家”，可赴户部申请批准；还有“贫民无衣无食，饥寒切身”的汉人，如不能维持生计，想“投入满洲家为奴者”，由该主向户部报告，即准“投充”，但“力能自给者，不准。”再是罪犯隐瞒罪行而投充者，一经查出，仍治罪不赦。凡投充后，如逃跑称“逃人”，以及窝逃之人、邻居十家长、百家长等乡村官，都照“逃人例”治罪。《清世祖实录》，卷15，10~11页。
过了几天，又发出指令，解释民人“投充”，并“非逼勒为奴”，目的是解决贫民的生计，“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防其因贫而为盗，危及社会的安定，威胁清朝的统治。《清世祖实录》，卷15，1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