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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乾盛世，内涵极其丰富，现存史料浩繁而难辑，以一人之力，以有限的时间，实难通览。而研究需要占有详尽的史料，这与实际所得形成反差。本书未能利用更多的档案资料，实在是一大缺憾！坦率地说，我只是大致勾勒出盛世的一个轮廓，从理论上加以思辨，找出一些问题的答案，我相信，本书仍能给人们以启迪，或者说，提供思考问题的一个思路，有志于康乾盛世研究的学者，或许会从中得到某种提示，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
第一部分明末中国大势（1）
康乾盛世是一个由大乱走向大治，达到鼎盛的漫长历史进程。如果从大乱发生的时间算起，约从明万历中期即16世纪末，中经17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动乱、大震荡，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进入“盛世”，已历百余年。为阐述这一进程，探索它的内在规律，康乾盛世出现的必然性，我们不得不追溯历史，把它翻到明万历中期的编年史，同时再把它置于世界的范围加以考察，就会对康乾盛世获得必然性的认识。
在人类编年史上，17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巨变的又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以西欧为先导，封建制正在迅速解体，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前夜。自17世纪中叶为开端，英国率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曙光。不论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不论他们的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无疑宣告人类的新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以资本主义为旗帜的发展阶段。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文明，它的社会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
当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封建统治势力进行阶级大搏斗之际，在地球的另一方——东方的中国，也在经历着规模远比英国更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内乱。但两者性质不同，中国内乱主要表现为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满族的勃兴，打破了明朝的一统天下，使她陷入了二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社会危机之中。
这场直接危及明朝生死存亡的大乱，积数十年之酝酿，由微入渐，终成天翻地覆之势。
纵观中国历史，每代王朝兴起，都曾有过各自的辉煌：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君主与百姓共享太平之福。明朝也不例外。自朱元璋创建明王朝，迅速进入她的兴盛繁荣时期，史称“永宣之治”。这是指永乐、宣德两朝，继元末之乱，中国重新走上发展道路，达到天下大治。如《明史》所记：“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一》，卷77。特别是永乐中期，“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食货二》，卷78。这些记录，生动地写实了当时社会繁荣的盛况。
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历31年而终。其孙惠帝朱允炆即位仅4年，就被他的叔父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了皇位，改年号永乐，在位22年而崩；仁宗朱高炽立年号洪熙，只年余便短命而亡；继其位者，是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也只有10年。计以上祖孙五帝，共为67年。这就是说，明朝的空前繁荣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才出现的，的确来之不易。
自宣德以后，百余年间，明朝基本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尽管朝廷不时出现政争，外有蒙古侵袭，和与战时断时续，但并没有给国家造成重大危害，即使遭遇险情，也转危为安。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国家的安危，社会的发展与否，多有赖于君主的作为和众臣属的辅佐。公平地说，明朝共历16帝，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瞻基等少有的几个皇帝颇多作为，富有才智，其余多属平庸之辈，不乏荒唐酒色之徒。但明朝这座大厦何以没有速毁？特别是到了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仍然坚持了数十年，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为他们的后世子孙制定了完备的制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虽几经动荡，甚至摇摇欲坠，硬是挺得住，国家机器照旧运转。
明朝走下坡路，已现衰亡征兆，始于神宗朱翊钧，天下大乱之源即自神宗中期以后酿成。
神宗在位最久，长达48年。他即位时才10岁，还是一个不懂政事的孩子。幸赖名相张居正替他掌政，天下太平。张居正执政期间，大力实行社会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严格考核，清除贪官污吏，起用廉官，吏治澄清；他推行一条鞭法，丈量全国土地，抑制豪强，裁减宗室俸禄，扩大税收来源，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他的改革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正处在江河日下的明朝开始有了转机，“国势几于富强”《明史·神宗本纪》，卷21。。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神宗已经20岁，正式亲政。他上台不久，就把张居正打成“逆臣”，抄家掘墓，将其家人充军戍边，并布告天下，声讨他的“罪行”。同时，废除了他的改革。明朝形势急转直下。
神宗是个荒淫残暴的酒色之徒，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根本不理朝政。自朱元璋以后，皇帝有每天三次会见廷臣议事的规定，也有一天一次会见的，而神宗却一连20年不上朝召见大臣，不批复大臣们的请示报告。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向他恳求，说：“皇上不批复章奏报告，先朝从未有过，而今却大半扣留，不批不发，一旦国家有大事，被人截取，向外张扬，谁能澄清？请从现在起，凡批复不及的，尽可以当面写一纸条，转达给有关部门和大臣照办。君臣虽不能面谈，但总可以杜绝上下受人蒙蔽。”《明史·吕坤传》，卷226。神宗置之不理，仍是我行我素。就是各部门缺官，无人负责，他也不补、不任命，任凭无人办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缺官不补”。
遍查中国历代皇帝，就是那些荒唐淫乐的帝王也没有20年不上朝的，在这方面，神宗创下了最高记录！
第一部分明末中国大势（2）
神宗身为天下之主，毫无体恤百姓疾苦之念，只是一味地挥霍金钱。仅举一例：他一次采办珠宝，竟用去白银2400万两，相当全国6年赋税的总额！这就是说，他一个人享用了全国6年财税的总收入。据粗略统计，仅数年之间，为他建陵寝费用几百万两，织造费用几百万两，派人大规模采木，修盖宫殿，又各几百万两。同时，用兵宁夏费几百万，黄河溃决，用去筑堤等设施费几百万……
神宗不顾百姓死活，只要他缺钱，就向百姓劫夺，贪官污吏、地方豪绅乘机趁火打劫，民不安生。陕西、甘肃地区本来气候寒冷，土地瘠薄，生活实在困难。但朝廷下令，责成该地织造花绒布，献纳皇室。织造这种布工艺要求严格，如提花、染色，工匠日夜无休地工作，而“千手经年不成一匹”，逼得当地百姓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山西地区承造䌷苏，每年在定额之外，另加造不已，百姓已无力承受。江西饶州的瓷器、新疆的“回青”玉石，本来不是急需的东西，朝廷也催要，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以采伐木而言，神宗为营修乾清宫等宫殿，便指派四川、湖南供应木材。所采之木，其粗达丈八之围，生长期已有百年，都处深山穷谷之中，人烟绝少，蛇虎横行。特别是毒雾弥漫，每当春夏之际，瘴疠肆虐，对采木者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伐倒一棵巨树，“千夫难移”，一遇险阻，必致死伤。所以，四川人说：“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生死各半。一谈及伐木，湖南、四川百姓无不哽咽痛哭！《明史·吕坤传》，卷226。
但为害最烈者，莫过于矿税之强征。此为一项新增的税收，以开矿为名，行掠夺之实。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太监充任矿税监，先在京畿地区开矿，很快又命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地开采，榨取钱财。用来充作营修乾清、坤宁诸殿的费用。太监分赴各地，招收当地无赖地痞为爪牙，胡作非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明史·神宗本纪》，卷20。群臣纷纷上疏，劝阻开矿。以凤阳巡抚李三才为代表，痛陈矿税之弊，言辞最为激烈。他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他们衣穿，却把他们的衣裳夺去；不但不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