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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调查几乎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因为当庭，李德亮请律师放了一段当时偷拍的录相。
录相里，不仅有制售神力丸种种不合标准的肮脏的生产过程，经理刘麻士向记者大吹特吹他的药神力无边。当记者问：“这药可以治痔疮吗”时候，刘巧言令色地说：“能呀，不光是小小的痔疮，肛漏都可以治，包治百病。这是一种能够功能扶正的药，是从人的三百六十五条经络中给予补充，见病打病，无病加功。尤其是现在的男人，十男九不行，吃了这种药，三瓶下去，换一个人一样。你看我六十多岁了，却有人家三四十岁的精力。我一天睡三个小时觉，精力好得很。我告诉你，吃一瓶就有明显效果，不信你先买上三瓶，吃了以后，你老婆保准说你变了一个人！”
在法庭上一放录相，下面听审的人笑成了一片。这已经说明了问题。法庭调查结束，李德亮感到自己胜诉是必然的。
又隔了差不多六个月，李德亮几乎把这件事忘了。忽然有一天，法院又来了通知，要他和他的领导去一下。法官正在打电话，见有人进来，挥了挥手，表示“看见了”，又去打他的电话。
“喂，我的球拍子要是名牌的，我是横握球拍的。哪里哪里，我也就是个次轻量级的选手罢了……哈哈哈……你可要把这次庆祝会搞得漂漂亮亮的啊！……运动，就是游戏，……我的球拍……。”
看来他正在热烈地谈一次乒乓球比赛。李德亮和领导几个人就站在旁边陪听。一听就是十几分钟。看来这位法官办事很专一，不管什么事，只能一件一件的办。
最后这个电话终于打完了，他转过脸对李德亮等人说：“你的案子我已经准备判了。请你先出去，我找你的领导谈一下。”
李德亮走出房门，在门口听见里面这位“大法官”在说：“这个案子，原告告得有道理，我已经调查了李德亮的报道，构成侵害名誉权。”
李德亮愣住了！“怎么可能？”下面的话他听不清了。
回电视台的路上，李德亮的领导对他说，“你马上要准备一下了。可能判决书都已经写好了，只等你们去签字。”
“我们报道是真实的，偷拍的录相可以说明问题。”
“法官说了，偷拍的录相不能作为证据，看来你要准备打二审了。”
“怎么会这样？”李德亮实在不明白，一个明显之极的制假售假的典型怎么会成了堂堂正正的“原告”？
他再一次和记者同仁们一起把拍摄“神力丸”的所有素材和片子都认真的看了几遍，最后得出结论：偷拍到的尽管是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由于是偷拍，很多需要强调的东西没有强调，比如“刘麻士”的医学博士资格，还有他的企业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没有深入调查，只是就事论事。
一个事物的存在是有着诸多方面关系支持的，不然也不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这么长久。这个企业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尽管用假药、用危险药害人，但是其内幕一直没有得到揭露，而电视台曝光后，居然有能力反扑过来倒打一耙，其能力不可小觑。
第八部分第33节 隐性采访面临的风险与尴尬（2）
公开的采访是不可能了。只有暗访。李德亮与记者同仁们决定对这一企业再次深入调查，事情决定后得到了领导的全力支持。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官司”，而是一种新的挑战。恶势力也会用我们的武器如反告状，包括偷拍等等来对付我们。我们不能退缩！”
工商局、刘所在的村子等几处地方暗访下来，事情十分清楚。刘麻士本人的职称是假的，经营执照是假的。而他诉状中说记者侵害他的名誉权，一个是企业，一个就是他本人的职称，而这个企业根本就不合法，他本人更没有什么资格，全是他自己造假出来的。
这次采访基本上是顺利的。事实清楚又简单。可是为什么这个明显的造假企业至今打不倒呢？在采访中记者偶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法院主审法官亲自来调查过，这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司法惯例。更有意思的是，法官在调查期间居然是由原告负责接待的。
记者始终想不明白，如此明显的造假者，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重要任务的重视？
回到北京后，记者把这次明访和暗访到的事实再次提供给了法庭。法庭原本裁决李德亮输的决定终于收回。
李德亮一案，其实还属于目前记者们遭遇法律诉讼中比较幸运的一例。因为采访而遭到起诉，被判有罪而赔款、坐牢的不乏其例。新闻报道对象可能以法律行动向记者施压，他们可能以各种理由控告记者侵犯名誉及信用权、隐私权、不当报道了侦查与审判中的案件、泄漏了国防军事机密、违反证券交易法、违反选举法或以公然侮辱公务人员等。其中以提起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居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徐迅认为，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经历了四次浪潮：第一次为普通公民告大报（1987年…），第二次为大明星告小报（1990年…），第三次为工商法人告媒体（1992年…），第四次为官方机构及公务人员告媒体（1993年…）“普遍、复杂和多样”“原告敢告会告，诉讼技巧纯熟”、“法律关系复杂，诉讼时日长久”为这些法律诉讼“浪潮”的基本特点。
二、暴力威胁
本来，采用隐性采访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保证进行批评性报道的记者的安全，这是采访成功与否的重要评判因素。尤其是近几年记者采访遭打事件有增无减，更加重了人们对记者安全的担忧。仅2003年不到一年时间里，四川电视台《黄金十频道》记者被打、深圳晶报记者被打、华商晨报记者被打、辽宁电视台和沈阳电视台记者被打、广东电视台记者被打，还有南京两家媒体的记者到江苏省教育厅要求采访一个会议被打……记者被打在今天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闻了。有一名被称为“被打状元”的新快报的记者一年之内竟被打了5次，其中有一次差点送了命。
据有关调查显示，在十大危险职业排“行榜中”，新闻记者不仅“榜上有名”而且还“名列前茅”。记者职业成了仅次于警察和矿工的第三大危险“行当”。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新市场的迫切需要，苏州一家保险公司还“抓住机遇”，及时推出一种“记者险”。
在新推出的“记者险”中，新闻记者虽然“有幸”和公检法执法人员并列为“高危行业”人员，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记者被打和司法人员被打实质上是不同性质的事件，记者和司法人员所受到的法律保护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打司法人员打的是“公家人”，是妨碍执行公务，而打记者则是打“普通人”。尽管记者采访是为了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甚至是行使社会公器的舆论监督权，但记者被打仍然只能算做普通刑事案件甚至民事纠纷。
2002年．《人民日报》记者深入广西南丹矿区进行调查，最初记者为保密起见，隐瞒身份登记住宿，还通过相关程序约请3名便衣警察随行暗中保护。作为《人民日报》派驻地方记者，以这种“武装保驾护航”方式进行调查采访是近20年来仅有的一次，这在《人民日报》和平时期的国内采访史上也查无记录。 其实，在隐性采访的过程中，尤其是面对带有暴力倾向的对象进行采访时，记者的安全是很难保证的，“深入虎穴”暗访的危险不亚于警察“卧底”侦查，其中的分寸把握很难拿捏，这也是新闻媒体决策者非常关注的问题。2002年6月9日，巴西“环球”电视台宣布，一周前失踪的记者蒂姆·洛佩斯在暗访偷拍里约热内卢一个掺杂毒品和性交易舞会时被识破，遭毒贩杀害。现年50岁的洛佩斯自1996年开始在环球电视台做记者，2001年，他拍摄的一部有关毒品交易的专题片获国内电视新闻大奖——埃索奖。洛佩斯是巴西1998年以来殉职的第一位记者，在1995年至1998年间，巴西共有7名记者殉职。
图19：暗访记者骆汉城
暴力威胁是暗访记者最常受到的压力，而且是政治、财经、社会乃至体育各线记者都同样会遭遇到的，即使没有遭遇暴力攻击，许多记者也曾遭恐吓。采取这种施压形式的，除了黑社会组织或犯罪集团之外，还包括卷入违法犯罪事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