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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道出事实真相，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记者们采取的手段也过于偏激，只在乎将事情的真相公布于天下，但是完全没有顾虑到这些人的感受，对被采访对象来说是欺骗，是不可取的。记者们应当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信息，并不是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
其实作为记者来讲，并不想用这种欺骗的手段来对付某些不法之人，因为在做批评性报道时，隐性采访的危险绝不亚于显性采访。记者们非但有做贼的感觉，还得时刻提心吊胆，怕被人发现了连命都保不住。
前面章节已经反复提到了隐性采访的“度”。这里需要再次着力指出，如果说记者在运用隐性采访时，被采访对象是不法之人，那么就不算是欺骗，如果被采访对象并没有超越法律的界限，那么进行隐性采访，对被采访对象来说就有不恰当使用之嫌。某电视栏目曾经用隐性采访手段制作过一起节目，女主人公被她男朋友抛弃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做了三次人流，最后分手后还拿了那个女孩三千块钱，去问他要却以没有钱为借口不还。这种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节目就没有必要用隐性采访的方式进行，因为这毕竟这是两个人的婚恋问题，属于个人隐私，而且该男子的行为还只是在道德的范围内，从道德上讲，那个青年应该遭到谴责，但是并没有违法，所以针对这样的素材，记者运用偷拍偷录的手段就是属于不恰当的类型。
隐性采访已成为新闻记者做批评报道的常用手法。电视上那些用针孔式“偷拍机”拍下来的“黑人”、“黑事”、“黑窝点”等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批评性报道也已然成为电视新闻中最抢眼的节目。不管社会各界对媒体进行隐性采访的争议有多少，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说，这种采访方式确实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也许，正是因为隐性采访的特殊性，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我们都很难给隐性采访下一个正确的、公正的定位，为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素材，记者们往往是奋斗在社会的最前线，隐性采访不仅能帮助记者获取从正面采访得不到的信息和材料，使新闻更深入、更刺激、更有现场感，而且还是很多批评性报道也必须借助的采访手段。尤其，在中国这样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还很薄弱的国家，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记者们深入虎穴、冒着生命危险接近事实真相的隐性采访，那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怎样来公之于众，大白于天下。
第三部分第12节 是计谋还是骗术（2）
隐性采访确实为记者进行批评报道敞开了方便之门，也许正是因为隐性采访受到许多观众的认可，一些电视台纷纷效仿，有些栏目甚至把它当作了栏目的“救命草”，无论大小事都采用暗访的形式报道，娱乐节目也亦是如此，但事实证明，隐性采访过多地使用，不但不会受到观众的好评，而只会增强受众的心理负担，暗访最好是作为显性采访的一种辅助形式和有益的补充。
第三部分第13节 隐性采访的电视摄像拍摄技术（1）
隐性采访和偷拍是两个经常放在一起的词汇。看似相近，实质不同。偷拍只是隐性采访需要应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偷拍并不是隐性采访，隐性采访也绝非就是偷拍。现代社会中，公众急切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大量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的事实，隐性采访大量使用偷拍技术，用镜头还原最真实的现场，无疑满足了社会和公众的这种需要，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下面主要谈电视摄像、平面摄影两部分隐性拍摄的技术问题。
一、 隐性采访使用的器材介绍
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发展，用于偷拍、偷录的器材也越来越多，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由于隐性摄录设备的不断小型化，具有便于携带、不易发现等特点，也越来越多的被记者应用到暗访中，成为记者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工具。我国目前电视台最常使用的暗访器材有钢笔式、眼镜式、背包式、钢笔式四种。这些偷拍使用的最普遍的机器设备也有另外一个比较模糊的名字：针孔摄像机。针孔摄像机属于标准的监控器材。目前国内的监控器材90％来源于境外，其中的45％又来源于日本。 著名的台湾政坛璩美凤光碟事件热炒过后，针孔摄像头等监控器材进一步广为人知，开始在我国的其它一些省市“热”卖。 像一种名叫“WAT”的日本公司生产的报价1650元的“WAT”针孔摄像头。这种针孔镜头直径不足1毫米，细如缝衣针。据介绍，只须在固定地点挖出小孔，将探头嵌入，外贴一层纸，在对准镜头的地方用缝衣针的大头刺个洞，整个房间即全部在针孔镜头的监视之中。
事实上，大量贩卖偷拍机是一种违法行为。监视、监听设备不是随便可以买卖的。监听、监视设备的生产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销售者要有销售许可证，非法销售者要受到查处。如果有人利用偷拍手段偷窥他人隐私，受害人可根据民事法律，向对方提出索赔要求。对于性质严重者，还可根据刑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监控器材的使用，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侵犯他人隐私为原则，其使用范围应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侵犯他人隐私的范围里。但目前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具体的保护公民隐私方面的法律，因此监控器材的使用范围的界定便显得有些模糊。 近期，深圳爆出一则新闻：女老板在员工如厕过程中使用监控器；广州也出现类似情况：一名女病人指责受到男医生利用摄像设备进行性骚扰。对于老板用监控器材对付员工是否合理，对于诸如医生与病人、银行职员与取款人、户主与保姆之类一对一的关系处理上能否私自使用监控器，对于夫妻关系处理上能否请私人侦探用针孔摄像头针对“花心丈夫”和“红杏妻子”，目前国内法律界人士还都在讨论中。但无庸讳言，随着人们维护个人隐私权益意识的日益高涨，监控器材有着实际而又广泛的市场前景。
一位长期从事隐性采访的老记者说：尽管西方也不乏针砭时弊的力作，但其主要着眼点更趋于愉悦大众、赢利、猎奇。在西方，摄影界中的所谓偷拍者，其实更像是一些明火执仗的强盗，他们对名人的追拍就很典型。如一名摄影记者为了能偷拍到一位著名影星与她的情人从海滩别墅裸跑进海里的镜头，不惜雇潜水艇在海底等半月之久。我们的媒体搞偷拍目的很明确，针砭时弊，曝光丑陋，更多是的出于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
一些评论家也赞同说，让一些人时时警惕偷拍，让偷拍监视着一些人的言行举止，使新闻舆论监督多一种手段，使人多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其必要。但是，很多人对此却颇有非议。这部分人认为，隐性采访得以存在，只是依据法律没有禁止便可以做的一般原则，因而它的法律保障是脆弱的。针孔扰乱了世界，然而，中外法律似乎难以对此做出直接的判决，是与非，罪与罚，有的时候难以判定。 一名国内著名的律师说：用摄像机在街上随便拍摄，理论上不构成任何罪行；假如摄像机具有“透视”功能，使用者又用这些器材在公众场所作为偷窥的工具，才可构成行为不检罪。香港法律规定，如果透过钥匙孔偷窥被当场抓住，警方可以拘捕，但罪属轻微，无须入狱。假如在公厕偷窥令当事人受惊，罪名可以加重至“非礼”。至于以伪装镜、伪装烟雾探测器等工具去偷窥或偷听，却难以入罪。因为在法律上，此属监视行为。去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若把监视行为列为刑事罪，会因私人与公众空间有太多的灰色地带难以界定，执法上会有困难。比如，摄影记者在商场中以长镜头拍摄，算不算监视呢？
二、 隐性采访中摄录设备使用应注意的几点
隐性采访使用的器材与市面上售卖的器材有很大的不同，通常，只使用法律上不禁止使用的器材。由于隐性摄录设备体积小，通常是放在记者身上的某个部位或放在随身携带的提包中，记者在进行拍摄时，并不能从摄像机的寻像器中直接获取影像资料，只能凭经验的累积和感觉来拍摄所需要的素材，这对于记者的拍摄水平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因此，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对于隐性摄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