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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专家认为：“记者在揭露腐败时遇到的困难和采访的苦衷，是值得同情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偷拍偷录随处可见，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许多事情通过努力，完全可以通过艰苦的公开采访得到材料，但是记者们为了迎合公众对于真相神秘感的探究，简单地采用了没有法律保障的偷拍偷录的方法。这不是采访深入的表现，而是一种变相的偷懒做法。” 我们不能说记者在这些采访中没有下功夫，但取得相关的材料也可以通过大量的已发生事实的采访来达到目的，这种制造事件的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做法极易让人对所谓的“事实”的可信度产生质疑。
如果与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的态度相比，这确实是一种作风的转变；但再深入一点考虑，不少隐性采访恰恰是由于记者的懒惰才把它当作采访的“捷径”。例如测试110或寻呼台的工作，完全可以通过多走访些发过案和报过警的单位或个人、多访问一些寻呼台用户、查阅各种记录等方法来采访，其中会发现许多隐性采访中得不到的人情故事。有记者常说：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动出击。如果主动出击指的是这类隐性采访，不宜提倡，这就如一位作者所说：“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有时还真得有一点‘守株待兔’的傻劲儿，任何时候都玩不得‘杀鸡取卵’！”
二、 隐性采访中的新闻职业道德观
河南郑州曾经有一起很拙劣的偷拍新闻。某地方电视台记者跑到当地一家黄色交易场所搞偷拍，企图拍摄下这里卖淫嫖娼的交易活动。记者假装嫖客登门，并招揽了两位妓女。接下来，过分的镜头开始上演。在播出新闻中，这位记者不停地给妓女下套，言语挑逗，两个妓女先后全部脱下衣服，这些不堪入目的镜头统统被记者拍下来，播出来，而且隐私部位没有加任何马赛克遮挡处理，直接搬上了电视银屏。本是一则扫黄打非的曝光新闻，播出后引来的却是倒彩，有很多观众纷纷对这位记者给妓女下套进行勾引挑逗的言行表示愤慨，谴责这家电视台不加选择的播出原画面，而且在新闻的后半部分，妓女的裸体镜头都是近距离从下往上拍摄的，而记者的摄像机贴身而放，这位记者到底做了什么？这到底是搞曝光新闻呢，还是假做新闻、真当嫖客？这则新闻给隐性采访行业的记者大大抹黑，这种要不得的体验式新闻，打着隐性采访旗号，就可以没有原则了么？
对于隐性采访行为，目前大多数国家主要是以自律机制进行规范的，因为在这个问题（可以扩及新闻自由）上，道德的评判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更易找到各方均能接受且不伤及新闻自由的办法。能否建立和实施一套有操作性的自律机制是对新闻界的职业素质的考验，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
隐性采访中形形色色的新闻职业道德观
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是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选择过程，这一过程时常面对的问题是：正常公开的采访在面对各种需要监督的行为时，难以获得全面、真实的材料，而采用非公开的隐性采访手段，则较易达到采访取证的目的。于是，记者便会面对三种典型新闻职业道德的选择。
一是记者认为“唯一考虑是一个事件是否有新闻价值”，他们强调充分报道新闻，“在报道中不需要考虑后果”。
二是记者认为，撒谎是错误的，因而他们绝不隐瞒身份去采访。
三是处于以上两者之间的折中观点，即原则上遵守各种职业道德，但遇到具体问题时会权衡利弊，也许会违背一些道德规范。比如他们会在隐性采访中权衡采用欺骗手段采访这条新闻是不是划算。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发表新闻后获得的好处能抵消他们越轨行为带来的影响。” 他们就会决定使用暗访手段。
在对隐性采访的反思中，中西方有着极为相似的争议经历。1979年的普利策奖拒绝授予《芝加哥太阳时报》1978年的两则轰动一时的揭露性报道——假扮求职者打入诊所揭露通过堕胎谋取暴利的系列报道和通过设立“幻景”旅店揭露官员索贿的系列报道。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曾就此展开争论，“许多人认为如果把荣誉给予隐性报道，就表明他们支持这种报道方式。”一位委员提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隐性报道应被限制在“需由编辑做出政策性决定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中”。
1995年，前边所提到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记者以偷录形式采访街头出售假发票现象获得成功，虽然该作品获得中国广播奖，但有评委提出异议，认为记者不应假扮买发票者。此后，每年的中国新闻奖、特别是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评选中都会有类似的争论。 而且，针对隐性采访现象的争议来自方方面面，即使从事一线采访曾受其惠的记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欢呼“暗访时代已经到来”并列述其八大好处，有人却喊“胜之不武”，“如同丧钟敲响一般”； 还有的为之困惑不已。然而，正如曾任美联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记者的戈登斯顿所指出的，“即使隐身采访已经不再获得普利策奖的青睐，仍有记者坚守长达一世纪的隐身采访传统。”
第二部分第8节 在隐性采访中反思媒体职业自律（2）
隐性采访的职业道德层面思考
目前，我国的新闻自律从规则到机制都是相当落伍的，这和迅猛发展的新闻业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许多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我们有许多权利都无法保障，又何谈自律？其实不然，就隐性采访来说，如果滥用遭禁，则已有的权利丧失不说，媒体的信誉自然遭到质疑，又怎能期望公众赋予更多的权利呢？
人们认为隐性采访在道德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是否纯粹被用于新闻报道？揭露恶行能作为欺骗的借口吗？是否存在隐私问题？是获取新闻的最佳途径吗？被调查的问题有多重要，具有多大的普遍意义？是新闻，还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
1。隐性采访是新闻报道，还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
用隐藏的摄像机进行隐身报道可以制作出合法的新闻，吸引观众的注意。但是，许多人担心偷拍会被用于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没有比争夺观众更重要的事了；”NBC新闻的前总裁鲁文。弗兰克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每一位业内人士都在与其他人争夺观众，所以你不得不践踏伦理标准。在不失去观众的情况下，伦理标准很好。”
许多新闻工作者不能接受把争取更高的收视率作为进行隐身报道的原因。《60分钟》的记者迈克·华莱士就持这种观点。“有人喜欢撒谎，但是我这样干过。”他说，“这要看你的动机如何。你这样做是为了追求戏剧化的效果，还是为了阐明一件事实？”
2。隐性采访所产生的结果能为使用这种手段辩护吗？
新闻工作者在讨论欺骗的伦理问题时，是常会卷入自柏拉图时代就存在的争论：结果能为手段开脱罪责吗？或者，用一位前电视新闻工作者和波因特研究所的伦理学教师瓦莱丽。海曼的话说：如果说真话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所坚持的价值观之一，那么我们在决定为了真相而进行欺骗之前必须经过认真仔细的考虑。
《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结果总能为手段开脱。他的论点是：“这是小罪孽对大好处。如果你靠违背‘汝不得撒谎’的原则捉住触犯了‘汝不得偷盗’原则的人，那就完全公平交易。“但是，《华盛顿邮报》的前任执行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的结论是：“当我们花去数千个工时揭露他人的欺骗行为时，我们自己不能骗人。如果报纸自身在获取新闻时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信誉作战呢？如果警察假装成报社记者，我们会极其厌恶，同样，如果我们假扮成其他人，情况会如何？”
其他人指出，新闻工作者在进行隐身报道时常常触犯法律。人们不能偷偷潜入军事禁区。不能对教育官员撒谎或以假名申请护照，但是记者做了这些事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