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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3节 隐性采访的历史和使用现状（3）
众说纷纭是意料中的事。从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对《焦点访谈》在片中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多数组员基本是认可的。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似乎存在认识方面的距离，新闻工作者与观众的观察角度也不尽一致。
问卷二：对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
在受访的49人中，49％使用过隐性采访（3人常用，14人偶尔为之，7人少用），45％未用过，另6％未答。其中，非常赞同的占10％，典型理由如：
l “不这样有些人不说实话、真话”（摄像）；
l “国情如此，矫枉过正”（策划）；
l “只有采用‘隐性’手法才能保证真实、客观和公正”（策划）；
l “新闻监督性”（编导）。
l 赞同但要慎重使用的占78％，典型理由有：
l “尊重被采访对象的隐私及相关权益”（编导）；
l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采访方式”（编导）；
l “扛着大机器去赌场？找死啊！”（编导）；
l “为了保证新闻真实性”（编导）；“播出安全”（制片人）；
l “隐性采访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方可采用： 记者有明显证据，为调查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 没有其它正常途径收集材料； 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状况； 经集体协商决定。”（《新闻调查》栏目策划）；
l “处理不好，会带负面效应”（节目制作）。
反对使用的占12％，理由是：
l “打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名义，实则为了个人的名利，是采访技能低下的表现”（策划）。
对于使用“隐性采访”初衷的备选项选择从高到低依次是：
l 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28人，74％；
l 曝光内幕，引发轰动效应14人，37％；
l 吸引观众、以提高收视率5人，13％；
l 满足观众好奇的心理3人，8％；省时省力3人，8％；
l 尝试这种采访手段3人，8％；好奇、好玩、刺激1人，3％。
对于使用“隐性采访”的依据，在回答此问题的37人中，
l 86％的人认为是舆论监督的使命
l 22％的人选择新闻自由
l 14％认为没有依据或就是需要
在回答“隐性采访”使用不当的负面影响时，备选项由高到低依次是：
l 有可能侵犯被拍摄对象的隐私权39人，占80％；
l 有可能损害媒体的声誉28人，占57％；
l 干扰被拍摄者的原有生活28人，占57％；
l 容易引起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25人，占51％；
l 记者的安全会受到威胁24人，占49％；
l 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安21人，占43％。
l 还有人补充说：会给别有用心的行政官员造成制止监督的借口。
认为隐性采访在电视节目运用过度、适中、不够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5％、24％、33％。
五 关于隐性采访的学术论争
最初，制约隐性采访的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因素，比如声像设备是否能达到现场偷拍偷录的要求，而非道德法律问题。随着设备的改进，越来越多的记者用隐性采访来完成违法犯罪新闻，偷拍偷录的镜头和声音变得司空见惯，其涉嫌滥用的倾向和新闻诉讼的增加使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士提出了争论，进行着反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学者在各地报刊开展了关于记者隐性采访的大讨论。较早的讨论文章如李小冬《记者采访行为亟待具体规范》（明确提出要按程序、有限度“秘密使用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等（即隐性采访）”， 和刚子的《提倡隐性采访》 ，两文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提倡隐性采访的主要理由是“对方是犯罪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用偷拍偷录的方式揭露他们就变得合法了。”“衡量可以采取隐性采访方式的主要标准，在于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另一方认为，以‘正义的’违法行为对另一种‘非正义的’犯罪行为就合法，这是一种民间道德，而不是法律意识。‘公共利益’是一种主观标准，难以把握。较为折中的认识是：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才能‘不得以而为之’。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的、毫无争议的手段之后，才可考虑是否用相对说来值得研究的手段来采访新闻。”
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的确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时，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等等。例如关于记者不暴露身份或以其他身份出现的采访的合法性，就有很多文章研究探讨。 这场讨论，实际上涉及采访权的法律规范问题，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力丹教授则认为：暗访和偷拍从未成为专职新闻采访的主流方式。
第一部分第4节 隐性采访引发的对媒介社会角色的再认识（1）
社会是一只前行的大船，新闻媒体就是站在船头的社会瞭望者 。新闻媒体隐性采访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干预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某些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变得突出时。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类契约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按自愿原则缔结的合同关系或人身关系，这些平权主体之间——即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民商事关系——新闻媒体不宜过多干预。但是，当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的行为，如它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涉及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时，涉及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时；或者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涉及到公序良俗、带有普遍性时，新闻媒体就会扮演为相对弱势群体撑腰的角色，进行舆论监督；对于“纵向隶属权利关系”，如在国家机关与普通公民之间，新闻媒体往往是站在普通公民的角度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隐性采访社会属性：行政权力的延伸
在这里，新闻媒体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看似是代表民意和公众角度，对于公权机关进行监督；但是我们分析一下：从新闻机构人事制度特点和我国的新闻宣传纪律可知，隐性采访实质上是国家管理机构的内部监督，代表社会管理者行使一种国家职能。“舆论监督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公共生活，尤其是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组织及个人。而这些对象正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的对象。因此；舆论监督实质上又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监督政府的手段。” 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国有资产，主要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喉舌。它们的重大批评报道，通常要得到主管机构的指示，有的重大批评报道是由记者首先发起的，但事后必须得到主管机构的认可才可能继续下去。
有学者认为：“我们无形中常把对劣质产品的揭露和对事故的揭露、对黑金事件的曝光与批评某些党政机关渎职，都视为是舆论监督。其实，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而对劣质产品、事故、经济活动中违规问题的查检，本来就应该是行政、司法的职责，媒介揭露这些事情则是在履行它的正常的报道职能。”
“舆论监督；本应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体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的一项宪法权利。”“现在各种权力组织似乎有一种趋向，在以权力组织的名义掀起的各种运动中，越来越多地下发文件，要求组织新闻单位配合进行‘明察暗访’、‘组织新闻曝光’，将党政权力与媒介权利结合起来，对某些违法行为和违法人物进行批评，这到底是媒介监督、舆论监督，还是党政行为？许多以舆论监督名义发生的纠纷，问题就在于将党政权力与媒介正常的批评职能混淆了。”
在近年来国务院下发的各种相关文件中，我们可以读出归家对有关隐性采访属性方面的一些界定：
首先是国务院的有关规定。1992年3月3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