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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最好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显然朱由检不是一个好色之徒，最起码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识破魏忠贤以春药“迷魂香”来诱惑自己的诡计后，朱由检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而且，他静候时机，暗中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一个多月后，朱由检惩办了崔呈秀，等于是截断了魏忠贤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离熹宗皇帝之死仅两月，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每条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贤的死罪。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在旅馆中自缢而亡。接着，朱由检对魏忠贤余党进行清算。在崇祯二年定下阉党逆案之后，朱由检完全掌握了对庞大的国家政权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他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显然，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满洲的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间计除去袁崇焕。而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检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当时，有一位名叫陕嗣宗的官员就上疏批评过朱由检，说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是“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被思宗处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们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朱由检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拿着三眼枪四处乱窜的朱由检身边，没有任何文官相随，而陪同的只是一批小太监。十九日，朱由检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伴。 （陈时龙）
李自成两次进入北京，先后在北京共停留了四十六天。第一次是充满激情和抱负的李自成率着战斗力极强的大顺农民军进城；第二次是李自成在山海关与吴三桂、满清的军队交战后失利狼狈退回了北京城，并戏剧性地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然后匆忙撤出了北京城。仅仅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十七世纪中叶的北京城，便亲眼见证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伟大与局限性。李自成也可能是在北京城登极，但却在北京城停留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
李自成（1606…1644年），陕西米脂县人。父亲名叫李守忠，母亲金氏，有的说法认为是吕氏。李自成的家境非常贫寒，是一个农户家庭。李自成乳名黄娃子、黄来儿，幼年时因家中经济拮据还曾被舍入寺庙，所以又称作黄来僧。幼年的李自成，一直是为地主家放羊。长大成人之后，李自成应募到米脂县的圁川驿的驿卒。据《明史》的说法，二十一岁的李自成“善骑射，斗狠无赖”，屡屡“犯法”，所以当地知县晏子宾想治他的罪。李自成于是便离开驿站，后来还曾一度做过屠夫。
崇祯元年（1628年），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北部爆发。白水县王二、府谷县王王嘉允、安塞高迎祥，纷纷揭竿而起。其中，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父。此后十余年间，起义的农民军同陕西进入山西，由山西进入河北、河南，时分时合，东袭南直隶，南攻湖广、四川，漫至全国，渐不可遏。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与侄子李过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军，号闯将，但当时在义军中的名气并不大。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开始组织自己军队。他与侄子李过、义子李双喜、大将高杰、谋士顾君恩自为一军。但是，李自成的军队被当时明朝的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陈奇瑜围于汉中兴安之车厢峡，通过贿赂陈奇瑜的左右才得以逃脱。崇祯八年（1634年）的义军荥阳大会上。李自成第一次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风采。当时，起义军各部聚集于河南，而明朝的官军则从各个方向逼近。李自成面对各个义军领袖间议论纷纷、悬而未决的情况，提出分兵突围，挠乱官军的作战布署。崇祯九年（1635年），高迎祥被俘，送往北京，在北京被明朝政府凌迟处死，李自成遂接过了“闯王”的大旗。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的军队再次遭到了重创。李自成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窜伏商洛山中。同时，张献忠的军队也被熊文灿招安。农民起义一度陷于低潮。但是，随着镇压农民军的功臣洪承畴、孙传庭的改任或被惩处。残余的农民军势力也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再一次扯起造反的大旗，李自成遂出商洛山，招集余众，重新投入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事业中去。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进入饥荒的河南。从此，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文人的协助下，注意争取民心，招揽流民，成为义军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李自成所率的义军以河南、湖广北部为根本，在襄阳初步建立一个农民政权。随后，在顾君恩的主张下，义军决定先取陕西，再图北京。随后，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西安建立大顺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居庸关。明朝的守军唐通投降。农民军从居庸关进入，三月十四日到达昌平。北京对于明朝的崇祯皇帝来说，也就是一座孤城了。驻守在京城外的京师三大营也投降农民军了。明朝政府再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三月十八日，大顺农民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望着烽火徹天的京城，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只得在景山自缢。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从德胜门入城。进入皇城中，李自成立马于承天门下，取出弓箭，照着门楼上的“奉天承运”四字匾射了过去。明皇太子朱慈烺仆伏于宫门之外，帽子上粘着“顺民”二字。皇三子、皇五子也先后被搜出。据说，三人皆“穿民间破衣”。李自成对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