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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叫“儒生”，是儒教的信徒。所谓“学而优则仕”，他们是依附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生存的，通过科举道路，成为权力者的新的补充。由于官僚机器本身的倾轧与排挤，毕竟有大量的儒生汰留在官场之外，于是有了隐士。汤恩培称中国为“隐士王国”。其实，隐士并非完全地皈依老庄，而是儒道合流。鲁迅说：“中国的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出仕或归隐，完全视穷达如何而定，可以说是古典的机会主义者。所以说，中国文人“无特操”，没有独立的信仰和人格，不是依附，就是逃避。但无论是官僚，奴才和隐士，都是一例地憎恶反抗的。
辛亥革命有两大成功，一是推翻了帝制，二是引进了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导致以革命形态出现的另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无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的极为辉煌悲壮的结束。运动中的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口号，很快就被党派性群众性斗争的浪潮淹没了；而起着主导和主体作用的知识分子，也都纷纷放弃了一度为之奋斗的思想——社会解放的原则，诚如鲁迅所说，“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知识分子的这种蜕变，可以从封建儒生和古代隐士中找到原型，是固有的荏弱和骑墙性格的表现。
当五四精神日渐沉沦之际，鲁迅成了最后一名堂·吉诃德，几乎以单个人的力量挑起“思想革命”这面千疮百孔的旗帜，主动地且更大限度地孤离了自己，把批判的长予转而对准自己所属的阶级——知识者阶级了。但因此，也就招致了同时代的知识者及其精神继承人的旷日持久的抵制与攻击。
对于鲁迅的反抗哲学，一者是把它完全纳入集体斗争的范围里去，使反抗的对象与所谓的“时代要求”相一致，完全抽掉作为“唯一者”的个体性内容。另一种是从根本上否定反抗的必要性。鲁迅的最露锋芒的部分，使生活在经院与书斋里的知识者感到烦嚣；他们因为曾经备受人为的“运动”之苦而谢绝了所有必要的斗争，鸵鸟般地把头脑深深埋入由自己营就的沙堆中。知识本来具有抽象的、超验的、一般的性质，因此以知识的积累和运作作为一生职业的知识者，对现实社会有一种先天性的逃避倾向和虚构本能。如果对此缺乏深刻而痛苦的自省意识，无论如何自诩为“社会精英”，也终将不能担负所应担负的沉重的使命！
30向社会挑战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各种辞书是没有“自由”一词的。当它最初从西方介绍进来时，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翻译。严复译穆勒的《自由论》，便将自由译成“自繇”。自古以来，只有集体的“造反”，个人的反抗也是没有的。因此，鲁迅的反抗哲学，不易为具有“群化人格”与“喜剧精神”的国民所接受。改造是艰难的。事实上，繁难的汉字已经杜绝了底层民众与鲁迅著作直接接触的可能性。为此，他曾多次慨叹过，并热心于世界语和罗马拼音方案——一个文字乌托邦的建立。他比谁都清楚：民魂的发扬是未来的遥远的事情。
31思想本体的不朽
要理解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开拓新路的人是极其困难的。
就整个时代而言，他走得太前了，就整个知识阶级而言，他的精神居所留在下层而个体反抗的思想又使他腾越其上，总之太不合群了。他注定是一个孤身的战士。
然而，无论整个社会历史的态度和趋向如何，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鲁迅完全可以蔑视我们而岿然存在。作为一个先觉的战士，他已经以全副的生命，头脚和热情，艰难而又疾厉地反抗过了——
鲁迅是不朽的！
1992年5月22日深夜
（选自《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0期、第11期）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其意义（1）
“立人”思想是鲁迅1907年在日本求学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观点，堪称鲁迅全部思想的出发点。人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一个永恒主题。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而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打开《鲁迅全集》，“人”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据电脑统计，共出现了21362次。这就是说，在2930762字的《鲁迅全集》中，鲁迅每写140字，其中就有一个“人”字。这不能不令人瞩目。确实，无论是关于个人的问题，还是关于民众的问题，鲁迅都讲得很多。所以，研究鲁迅对人类——特别是中国人自身的认识，应该成为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的目标。鲁迅的“立人”思想，可以说是进入鲁迅思想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对于深入理解鲁迅的思想和著述，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立一代新人来说，也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立人”思想的提出
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都发展激化了。在西方已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可是在东方古老的中国，面临的还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对内加紧阶级压迫与种族压迫，对外则卖国投降，人们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只有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出路。然而，时代还没有提供条件，让人们运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因而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解决中国出路问题上，农民虽然多次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秩序，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最终都失败了。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阶级洋务派，鼓吹兴办实业，企图用富国强兵的新政补天。资产阶级改良派，则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君民同治”的开明专制，幻想依靠“圣明”君主来挽救颓势。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要求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最先进的了。
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云集了一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人士。围绕中国出路问题，他们正进行着激烈的论战。作为著名的革命派人士章太炎的学生，这场论战自然引起了鲁迅的关注。鲁迅当时“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热情地关注着和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
经过反复的思考，鲁迅先后写下《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文章各有中心，但都是探讨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史的发展中进行立论。鲁迅是想透过历史的迷雾，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中找出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时期，鲁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着如下的特点：（一）他认为要救国“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他强调要近知自己的国情，远知别国的实际，知己知彼，才能自觉地取他人之长，避他人之短。只有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中的精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二）他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要做到审己知人，就应当进行历史发展的考察，知道事物演变的因果关系、发展的轨迹和趋向。反对那些“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以上几处引文均见《坟·文化偏至论》。的皮相认识和实用主义作法；（三）他还提出要注意本末偏正的关系。鲁迅反对抱残守阙、盲目排外的思想，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他主张“苏古掇新”，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又不失民族固有之血脉。他反对舍本逐末，将偏颇的和陈旧的东西，当做正确的和先进的事物加以引进。
鲁迅对人类文明史的广阔探讨，反映着他早期的哲学社会思想。从中可知：（一）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进化发展的，“自卑而高，日进无既”《坟·人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