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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5年上半年是鲁迅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苦闷的时期，面临着生活上、精神上的严重危机，有时发展到许广平所说的“厌世”，“不想活下去了”。这一时期鲁迅的人生哲学在《野草》里写得相当鲜明而深刻，本文在前面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到1925年下半年，鲁迅的情绪才有所好转，1926年6月终于表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8页。。1926年8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以后，又谈到自己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这实际上是人生哲学的转折：从悲观转向乐观，从绝望转向希望，从颓唐转向振作。
鲁迅当时曾经谈到为什么还想活下去的原因。“一，是世界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8页。这里所说第一个原因其实是许多进步青年对他的热爱与期望，其中特别是许广平的爱情对于鲁迅思想情绪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第二个原因“还要发点议论”，实际上就是要继续写杂文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反动的文人学者。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对鲁迅转变消极的生活态度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所以他终于下决心同许广平一道南下，先到厦门，不久转去广州，准备与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在文艺界组成联合战线，投入实际的战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此时已经克服了前一时期精神上的危机，在生活道路上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
晚年时期：从46岁到56岁。1927年以后鲁迅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者，坚信中国必有光明的未来。政治信念的确立促使他的人生哲学也发生质的变化，具有更鲜明的乐观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原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经过扬弃也发展成为革命人道主义，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基础，成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不把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人道主义有不同的派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它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工具”也有可能“助善而抗恶”。鲁迅在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同时，仍一如既往地重视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他批评创造社某些人“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孔，好象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晚年并非只有革命乐观主义的一面，从当时所写的书信、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仍旧时时感受到人生的痛苦，他经常诉说自己“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这说明鲁迅是“人”而不是“神”，尽管政治上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但还是有着喜怒哀乐乃至于悲凉、寂寞……种种复杂感情，他的人生哲学也始终包含着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于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影响。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极端的社会黑暗，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他的人生哲学带有苦闷、悲观的色彩，许多作品也给人以“重压之感”。正如郭沫若早在1940年所说：“鲁迅生长在民族最苦厄的时代，他吐出了民族在受着极端压抑下的沉痛的呼声。”《沫若文集》第11卷。
其次是中西文化的影响，这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早年是以屈原、嵇康为代表的爱国主义传统，对黑暗政治的忧愤与反抗，为民请命，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在青年时代是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鲁迅曾说：“他原来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受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起了变迁，又施异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而学文学”转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见《鲁迅回忆录》二集；第189页。。后期鲁迅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再其次，我们还不能忽视家庭、婚姻、生活遭遇这些个人的因素。鲁迅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背上沉重的家庭负担，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生活艰难，工作辛劳，处境险恶，长期患病，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也常使他感到人生痛苦多于欢乐，有时甚至陷入悲观绝望。
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尽管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着苦难、不幸、疾病，但他“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为了人民的幸福甘愿忍受痛苦，牺牲个人的幸福，他具有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人道主义使命感，在绝望中反抗，使他的人生哲学显出“更勇猛、更悲壮”的独特光辉，这突出地表现在生死观与价值观两个方面。
关于生死观，鲁迅在作品中谈得很多，在《黄花节的杂感》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做是高度的概括：“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因此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鲁迅全集》第3卷；第410～411页。。也正如他在逝世前不久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鲁迅全集》第13卷；第337页。
关于价值观，鲁迅认为：“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鲁迅全集》第5卷；第373页。他热烈歌颂为人民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无名氏”；尖锐抨击那些只知追求个人享乐挥霍社会财富的极端利己主义者。鲁迅的一生就可以说是创造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创造。他逝世前的10个月里，整理出版了8本书，写了45篇杂文，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给友人写了270多封信。逝世前三天，为曹靖华的译著写了序；逝世前两天，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此时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体重只有76斤，而他所想的就是“要赶快做”。
从鲁迅一生的革命实践可以看出，他把民族社会和人类的利益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其人生哲学的精华就在于“创造”与“奉献”，把自己创造的一切奉献给人民乃至全人类，也可以说，鲁迅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创造文化财富，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达到了崇高的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这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仰与学习的。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1）
哲学家出现在严重危机的年代——轮子转得更快的年代。在这种时刻，哲学家和艺术家占据了走向衰亡的神话之地位。他们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他们的同时代人迟迟不能注意到他们。
——尼采
1思想者的悲剧
思想者的存在是一个悲剧。
帝王，贵族，将军，各种被称之为英雄的人物，他们所以广为人知，都因为生前显赫的地位，和重大的戏剧性行为所致。这些行为，如焚书坑儒，割地赔款，宫廷政变，宗教战争等等，直接作用于众多尚未彻底钝化的感官，肉体与灵魂，使人于顷刻间无从逃避。身后，再由王室继承人，宠臣，政敌，把这一切写入家谱，墓志铭，纪功碑和耻辱柱。其中，时间，地点，可罗列的数字明白无误，自然也少不了粉饰和抹煞。思想者不同，那是完全可以为社会所忽略的。所谓思想，虽然为权力者所嫉恨，可是，在未尝获得其物质力量以前，却随时可以自行亡失。一旦当它为人们所知晓，往往已经超离了自身，有赖于别的势力的传播了；但因此，也便往往改变了初衷，乃至弄得南其辕而北其辙。除却思想，思想者一无所能，所有的精神创造形诸文字，便是明证。文字这东西是复义的，无论篡改，曲解，胡扯，做起来都极其方便。
2预感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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