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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和更有系统地研究鲁迅，应该考虑建立“鲁迅学”这个学科的问题。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的1981年前后，这一方面的论文就出现得更多了，具体地提出如何确定鲁迅研究的基本范畴与整体框架问题。
正是因为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提高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平，所以我在当时也很赞同进行这种基本的建设工程，并且曾这样正式地提出倡议，“鲁迅的著作确实具有百科全书那样的性质，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应该广泛地发动文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者，共同来进行鲁迅研究的工作”《近年来鲁迅研究的收获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这个倡议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内，能够发动各个方面的学者一起来研究鲁迅，把多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特点，交叉和集合在一起，用以进行鲁迅研究的工作，肯定就可以更好地提高鲁迅研究这个学科的水平。
在1981年之后的这一段时期内，我都很赞成鲁迅研究界有些朋友们形成的共同见解，进一步认为，“对于他进行研究的方面是十分宽广的，应该从哲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这些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工作”《鲁迅研究的近况与展望》。。这倡议跟上述的那个倡议有着不同的含义，那个倡议是希望隶属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一起来研究鲁迅，从而产生集思广益的作用；这个倡议却涉及鲁迅研究的内涵，企图分析和阐述鲁迅在这些学科之内的学术建树。
经过我自己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之后，觉得要像这样实践起来，将会有重重的困难，简直是行不通的。因为鲁迅是一位直面人生的艺术型思想家，他充满激情地将人生世态与自己的博览群书相印证和阐发，从而获得异常深切的感受，却不是那种详尽展开逻辑推理程序的学者型思想家，他不可能像在这些领域内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那样，对几种不同的学科都能够做出学术上的建树，按部就班地通过对概念的界说，通过对其全部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因此想要总结出鲁迅对于上述所有学科的系统见解，这无疑是极不切合实际的要求。
鲁迅对于文学艺术发表的精辟见解固然是很多的，不过除了像具有很高水平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专门性的学术著作之外，他关于文学艺术的意见也大都是分散地发表出来的，因而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体系的性质，必定是隐含与内在的。鲁迅在美学方面也分别发表过许多精辟和深刻的意见，他对于文学艺术和美学这些方面的不少见解，在境界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可以为他们撰写专著提供重大的启发，往往会成为他们探索过程中的指导线索。当然他不可能像鲍姆嘉通和黑格尔那样撰写专门性美学研究论著的学者或思想家那样，通过前后严密照应的构架，通过完整的逻辑推理方式做出系统的阐述，而是在大千世界中，在有形和无形的书本中，经过观察、印证、感受和揣摩之后，做到烂熟于心，呼之欲出，因而能够在霎那之间闪耀出明亮和灼热的光辉来。至于鲁迅在自己的篇章中，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也不算是太多的，而且如果从哲学这个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更是难以发挥出具有他自己丰盈个性的因子来。
鲁迅对于整个人类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比起中外的不少历史学家来，无疑是有着更为精辟和深刻的见解，比如说他对于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文明中间，存在着一种“不撄”的封闭性和禁锢性，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归根结底是把“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都有着极端深刻的了解。能够达到像鲁迅这样深刻程度的历史学家，也许是为数不多的，这是就宏观的见解而言；至于就不少具体的史实而言，他也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能力。比如他认为“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说得是多么的沉痛和深邃，对于封建专制统治者暴虐心理的剖析，比起好些埋头研究明史的专家来，恐怕也要深刻得多了。然而他毕竟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毕竟不可能具有系统的史学思想。如果单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鲁迅，也实在很难挖掘和阐述出更多东西来的。关于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方面，自然就更是这样的情况了。
鲁迅确实不是在许多专门性的研究领域，从事学术探讨的学者，而是通过他自己独特的揣摩、感受、印证和理解之后，提出了许多发人猛省甚或是惊世骇俗的结论，让几代读者都去反复地咀嚼、思考和理解。这正是鲁迅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风采。
四
鲁迅的注意力所集中的方面，确实并不只是局限于哪几个单独和特殊的文学艺术或社会科学的学科中间，而是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中国全部历史和整个社会所形成的广阔思想文化背景，尤其注意渗透于各个社会生活角落里的风俗和习惯，认为“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创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毕生都十分重视和紧紧抓住这些方面，善于在广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间，深入地挖掘和剖析出许多活生生的群体心理（社会心理现象），他可以说是把整个民族许多根深蒂固和隐藏在最为秘密之处的心理现象，都把握和理解透了，这样才会充分认识自己民族中渊源于它们带有集体性和类型性的性格（思想文化性格）。这些丰富和复杂的内容，正就是鲁迅毕生所从事的研究“国民性”的全部工作。
正因为充分理解和把握了自己民族所形成的这些社会心理现象和思想文化性格，鲁迅才会日趋全面和准确地去评价“国民性”的问题，他确实是充分估计了自己民族“国民性”方面的弱点，并且很深刻地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蹂躏的结果，努力去探讨这些问题，“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这种科学的面向真理和未来的态度，就与鲁迅所严肃批评过的，立足于“瞒和骗”此种思想基础之上的国粹主义式的自欺欺人，划清了十分鲜明的界线。
有不少熟读过《鲁迅全集》的著名学者，都曾惊讶于鲁迅对自己民族中间的各种社会心理现象以及思想文化性格，竟会达到如此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做出如此鞭辟入里的解剖，感叹于他的前无古人和至今还后无来者。鲁迅于这方面的建树，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上，确实都是无可比拟的。像这样艰巨和浩大的工程，呈现与剖析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恰巧是抓住了“根柢在人”《坟·文化偏至论》。，其目的又正是为了“意在复兴，在改善”，以便重建崭新的民族精神大厦，这实际上就是侧重于考察精神文化（狭义文化范畴）问题，它跟制度文化（社会政治范畴）的问题一样，都是属于广义文化学中的重要内容。鲁迅极少注意物质文化（经济生产范畴）的问题，对制度文化略有涉及，最多的是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从事于考察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
鲁迅正是通过对这些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深入研究，沉痛地思考着自己民族过去的悲惨命运，对于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崭新的精神大厦，健全其中每个成员的心理状态，重铸无比美好的思想文化性格这些问题，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主张。他严肃认真地澄清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不能适应于20世纪现代生活秩序的基本框架和主导线索，异常努力地发掘与继承包含于其中的不少健康与合理的因素。他主张牢固地立足于自己民族血脉所灌注的广阔与坚实的思想文化土壤上面，从容镇定地去借鉴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又要摒弃其中从社会效应来说是不健康的成分，以及从审美价值来说是不太适应于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和发展而成的自己风格的因素。鲁迅正是这样积极而又慎重地致力于建设自己伟大民族的现代新文化。
鲁迅在青年时代提出的这个命题，即“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