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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自欺。而儒道佛耶的“不怕死”恰恰回避了个体的绝对完结这一铁的法则，而用永恒（“子嗣无穷”、“三不朽”、“灵魂不死”、“无极”、“涅”、“进天堂”等等）来抚平自己对生命有限的恐惧。
不用麻醉剂的勇敢就一定好么？人为什么一定要直面痛苦而不可超脱一些？为什么人不可以带着一种虚幻的梦境恬然轻松地“归去”？
问题在于，死亡观决不只是关系到临终前的那一刻，如果事情仅仅这么简单，我想鲁迅是不愿人们带着绝望的恐惧离开人间的，哪怕是“欺骗”鲁迅曾说过，假如他80岁的老母问他天国是否真有，自己会毫不踌躇地回答有，可资证明。。死亡观与生命观是二而一的事情，它关涉到人如何设计自己的一生，如何打发自己的生命。生命永恒的企图总是引导人去寻求虚无的彼岸（如基督教），去追求“无我”（如儒道佛）的境界，去捕捉空灵遥远的幸福、大乐、极乐，而否定此生的价值和当下的存在。为了获得永恒与绝对，基督徒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罪过，佛教徒视自己血肉之躯为臭皮囊，道者告诫自己绝学不执，无欲无知，儒者叫人贼一样的提防人欲。这样，人的个体生命一生下来就让“永恒”、“无限”给异化掉了，而成了一个为永恒而存在的枯槁僵尸。鲁迅把永久比作棺材钉（614），其哲学内蕴正在于此。追求肉体的永恒由于没有直接的现实性，因而对大多数人并不具诱惑力。无论中外，人们对生命久暂的考虑，主要表现在对心灵的关注。不过在乏于神道信仰的中国，灵魂不朽似乎不是人们的追求，精神的不朽才是真正的选择，例如儒家的“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便是无数读书人的向往。
而鲁迅却是不怕自己思想死亡的思想家。在很多情况下，他倒希望他的文章速朽，害怕自己的文章不死。
同对自然生命一样，鲁迅对自己的艺术生命和创造本质是珍惜的、宝贵的，不然就无法想象他为什么抗议文化专制，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写作，又不停地发表。这就是说，他也是渴望精神生命力的张扬从而影响历史，影响社会的。这种努力未必不受动于人趋向无限的潜意识。但是，与肉体生命必死相同的道理，无情的必然并不迁就人们的这种欲望，绝对永恒的文章、思想也是没有的。因为历史在其表现形态上总是一个有限。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人的思想都只能是一个中间物。鲁迅的这种中间物意识在其早期主要是一种进化论解释，后来又得到历史辩证法的强化。他对自己创作生命的设计就基于这种冷静的理性判断：既然现实中的个体必然是不完善的，那就老老实实抓住现在，做一点片面和零碎的活计；既然人只是一个中间物，那就别异想天开，企图文坛成仙，或者抢呼少年的空气，占了少年的道路；既然文章不朽不可得，那就在适当的时候无所遗憾地把它埋掉。
在鲁迅身上，对自己文章的潜意识的眷恋情怀和理智上的冷静决断的统一，坦诚、精到而且微妙地表达在《坟》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等文中。
在这些文章里，他把世界的本体表述为无限进化的链子，认为在这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文章也如此，应该与光阴偕逝。所以从生命所筑的台上让自己摔死，用生命所掘的坑将自己埋掉“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因为没有埋掉就没有历史的新陈代谢。文章仍在起作用说明世界没有长进，那倒是可骇怕的。这是他的理性的层面。
但是埋掉自己并非绝无痛楚的事：“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但他把握了自己，并没有把这种眷念感膨胀为对个体无限的贪恋，他紧接着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参见《坟·题记》和《写在〈坟〉后面》。
若干岁月过去了，他的作品并没有化为烟埃，并且无疑将长久地流传下去。这一方面固然因为鲁迅所处的大时代并没有结束，同时更令人寻味的哲学启示恐怕是：只有有限才是无限的。
相左的例证似乎很多：以经天纬地、永恒绝对自诩的孔子、柏拉图们的作品不是至今流传么？但自诩归自诩，实际的情形则是：他们所以永恒，恰恰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与天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有限。
谁能为发展着的人类提供几个像样的“有限 ”，谁也就同时获得了无限。谁如果死死抱住永恒，谁就偏偏速朽而成为过眼烟云。鲁迅不求“永久”、“普遍”、“完全”，所以他没有用棺材钉钉死自己，所以他活着。事情就是这样。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1期）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1）
一
文学中的现象是复杂而奇异的：一些被称为诗人的作品缺少真正的诗人气质和才华；有些并非以诗歌形式进行创作的伟大作家，作品中却充溢着浓郁的诗人气质而显示出思想境界的精深和艺术魅力的恒久。别林斯基曾经称赞果戈理是“一个最高度的诗人”，在他似乎平淡又迷人的小说里包含着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全部的诗”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鲁迅也说过，“反诗歌党的大将”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个诗人的梦书”《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
鲁迅自己就是一位诗人气质很盛的作家。
鲁迅以介绍和呼唤摩罗诗人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他对诗人的气质和诗的作用看得很重。他认为，凡是一个诗人，都是能够“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坟·摩罗诗力说》。。他为在中国寻找不到这样的诗人而感到失望和寂寞。反抗的摩罗诗人是鲁迅最初呼唤的精神界战士的象征。鲁迅虽然没有走上诗人的道路，他却终生葆有诗人的气质和精神特征。
这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茅盾透过鲁迅作品“冷静”的外表发现了内心诗情的火焰，说“他的胸中燃烧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方璧：《鲁迅论》。
李长之在对于鲁迅精神、性格和创作特色的总体考察中，从一个侧面的意义上，提出了鲁迅不是“客观的多方面的小说家”而是一位“主观而抒情的诗人”这样新颖的见解李长之：《鲁迅批判》。。
鲁迅逝世以后，作为同窗和挚友的许寿裳先生，在自己的忆述文章中多次谈到他对鲁迅这一精神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他认为：“鲁迅是诗人，不但他的散文诗《野草》内涵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讽刺随处可寻。就是他的杂感集，依罗膺中（庸）看法，也简直是诗。”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怀旧》。
深于了解鲁迅的精神特质，并对鲁迅的思想创作进行了全面研究的冯雪峰，在他的许多著名论文中，始终坚持这个无疑凝聚了自身感受和深刻思索所得出的科学论断：“鲁迅的抒情诗的气质之厚和天赋之高，自然是无庸置疑的。”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
冯雪峰还从与民族文化传统联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鲁迅的诗感和诗的情绪对于他思想创作的深度和审美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鲁迅的“思想是衬托在珠宝一般的诗的智慧和语言里的。他的新颖深切的诗感和丰厚的诗的情绪，和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优点的文学上的特色，就丰富了他的思想，使他的思想深化，并增加无限的活力和光辉”冯雪峰：《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
诸多研究者的见解和论述说明了一个事实：鲁迅虽然不是一位诗人，在他身上却具有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所应有的诗人气质。作家主体这种诗人气质构成的新颖深切的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