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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当人之师。在中国，教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楷范，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师表”之说。鲁迅当过多年的人之师，但他似乎很少想到自己是“师表”。他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教书、编讲义是为了吃饭；而斥“教育为最神圣之清高职业，身当教员之人，应该为教育作牺牲”的说教为谬论。他更不顾导师之“体面”，而与别一些“导师”、“文人”“相骂相打”。徐志摩的批评虽然不能说善，但他的意见却极有代表性：“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这样混斗，“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的先生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有关系的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鲁迅却报以更猛的叱咤：“我还不能‘带住’”，“中国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3243）
在青年学生中，他也常常忘记这种师表身份而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怪异。他太无视吏道与师道了。也许正是这些缘故，他很难通过集体无意识的筛选。以至尊敬鲁迅的后人们每每排列教育家谱系时，在历数“为人师表”时，很难想到他的名字。
有一个称谓似乎是公认的：思想家。但也未必。说他是思想家，他不仅没有潜心炮制思辨体系，甚至没有一篇论文对提出和阐述某个学术范畴感兴趣。而范畴体系的给出和建立，历来是人们估量一个思想家之为思想家的尺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一些“经院派”的思想史著作中也常常把他的名字给漏了。
那么好，文学家总是的确的。但是很难说鲁迅对文学家这一职业产生过角色认同。可以这样说，他在文学上成名，完全是无心插柳。根据现存的材料来看，他从来没有当文学家的职业志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当稳文学家，更不读小说作法之类的教材，文章体裁往往非驴非马。成名以后，他常常否认自己是作家、文学家。
最好不要把他的这种不经意、否认理解为谦虚或成名作家常有的作态。鲁迅确乎没有有意识地按照一个文学家应然的面貌来塑造自己，他的创作生涯不是围绕做文学家或做学问而是以为人生而展开的。这一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得已经很清楚。
正是一种自我为体，职业为用的人生态度，使他能在世俗的职业眼光中我行我素，在各种叽叽喳喳的舆论中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觉。“职业”与“我”何为体？何为用？从文化价值观来讲，这是鲁迅同对他的生涯的遗憾者们分歧的实质所在。这种分歧在如何看待鲁迅后期杂文生涯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把其他是非问题撇开，纯粹从当一个文学家的角度看，“正宗文学”论者对他的议论不是全无道理的。问题是鲁迅的价值参照和选择轴心首先不在这些外物，而在人自身的本质确定。他认为在备受压迫与蹂躏的情况下的为艺术而艺术，已失去了它曾有过的意义，而成为人的一种变态，一种异化。而正宗文学论“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63）。
他反驳林希隽道：“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8376）人生为体，体裁为用的价值逻辑决定他创作的不拘一格。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作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6291）管他什么正宗，管他是否入文学之林，我的笔听我指挥，我以为这样写好，就这样写。鲁迅的一些文章和集子，人们在鉴定文体时常常争论不休，这在创作研究中也许不无意义吧，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在文体上他本来就是不尊矩度的。与其费心用固有的文体矩度来界定他的作品，不如更多的用力去寻找他的自我矩度。
鲁迅以人生为宗本的自我矩度不仅左右着他对职业的选择和创作生涯，而且极大地影响到他的语言个性。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技巧本身去研究鲁迅的语言艺术，这是很不够的。实际上一个作家对语言的锤炼，不只有技术渗透，更有价值参与。这一点鲁迅似乎更典型。他说他是为了人生才去写作，“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4512）。完全可以说，他独特的语言艺术是他的价值观在写作方法上的艺术派生。
我至今仍不解一些论者为什么总是尤其以杂文为例来“遗憾”鲁迅的唯理倾向，难道只有按作家之道来规约人的一生才算非唯理？我也不解为什么一些高扬人的主体性的论者对鲁迅舍小说创作而去写写杂文、故事新编这样“不伦不类”的作品总是大摇其头。纵使这种取舍与尝试在文学职业上是失败的，但毕竟是人自主的能力的选择啊！难道人按照自己的生命冲动和流程而不拘一格地展开人生还不算主体性，而小心翼翼地谨守于作家的本分和文学的界域，终生困死在一棵树上才算潇洒？
因为文章的不伦不类，归不到某一体裁中去，就不算文学；因为他后期没有小说创作而去写杂文，就感到遗憾，这才是值得遗憾的。用某种既定的“伦”、“类”规范和角色要求去规约裁剪活生生的能动的人，这正是复制型人格的特征。复制型自塑永远忙碌于模仿之中。而创造人格是不可重复的，他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只知道开放地接受世界的一切馈赠，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路来，而决不吊死在一棵树上。哪怕它是自植的，哪怕另辟蹊径一无所获！我把这叫刚的潇洒。这种张扬灵性的潇洒，不正是文学最本原的气质么？
鲁迅曾以这种潇洒口气给文坛上的复制模仿型人格以轻松的调侃：“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做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6291～292）
他何以长期以来对所谓正宗文学论不屑一顾，除了认为其艺术理论上的不足道外，还因为他对论者们的“他信”人格是不以为然的。
“他信”人格是一种复制人格。由于价值层次的错位，这种人格无法理解创造型人格和文学大家的真谛。鲁迅曾俏皮地向劝学托尔斯泰的人提示：“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在中国，也要得到……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5403）他说托尔斯泰决不是所谓“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而“是为现在而写的”；“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托尔斯泰究竟是一个受攻击而不搁笔的执著者（4441）。当然，在鲁迅看来，托尔斯泰虽然是以人生为本的作家，但他并不奉托氏为“好榜样”，这是因为在他眼里，托氏“软”了一些。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的人格自塑（2）
二、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