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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人》第二部分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2）
1929年5～6月，鲁迅单身一人从上海去北京探亲，燕京大学有关人士又劝他去该校任教，鲁迅回绝了。他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说：“……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DH，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鲁迅全集》第11卷；第293页。然而，在东奔西走的漂流中，鲁迅有时也会想起生养过他的故乡，也有回故乡小住的想法，但总是未能实现。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4页。为什么故乡不能归呢？鲁迅说自己恐怕应付不了家族亲友复杂的社会关系，回乡后很可能陷入困境而得不到安静。1927年12月定居上海之初，鲁迅曾想去杭州一游，但考虑到种种麻烦，他打消了此念头，他还在信中深有感触地对友人说：“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4页。
鲁迅选择在异乡漂流而不愿回故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对浙江不容人才传统的认识。他在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0页。而他7月28日写给章廷谦的信则指出了有才之士在现时代浙江的窘困境地：“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哪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2页。鲁迅的这番评说不幸也在他本人身上应验了。30年代，鲁迅在上海参加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因此招来迫害，而迫害他最为严酷的是他故乡浙江的文人和党徒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等。他们“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参阅《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页注释［4］。，充当了迫害鲁迅的急先锋。
如前所述，鲁迅所真正惦记着的是他童年时代的故乡，是记忆中的故乡。然而当面对现实中的故乡时，鲁迅有着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他甚至有一种永世难以重归故乡的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小说《故乡》隐隐传达的就是鲁迅当时的心理体验。当那位已离开故乡20余年的游子“我”面对着眼前这阴晦、萧索、荒凉的故乡时，发出了“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这样痛苦的呐喊。“我”记忆中的故乡是一幅色彩明丽、线条流畅的图画。在画中有着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海边碧绿的西瓜地，以及英姿飒爽的少年闰土和雪地中捕获的鸟雀……然而这童年时代的故乡已不可重现，站在“我”面前的是苦得像木偶人似的、木讷痴呆的中年闰土，一声“老爷”的叫唤宣告了“我”重返精神故乡幻想的破灭。
小说《祝福》在热闹非凡的旧历年年底的节日气氛中，表现着叙述者“我”与故乡鲁镇的隔膜和疏离：“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把游子的“无家可归感”写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小说《在酒楼上》：“我”回到久别的故乡S城后，发现往日同游的友人都已烟消云散，空留“我”独自一人在一石居喝着闷酒，甚至连一石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全换了人，“我”真正成了S城的生客。黄昏时分，小鸟纷纷归巢休息，雪片从天空坠入大地的怀抱……目睹此番“归家”景象，一种无家可归的辛酸和悲怆悄然爬上“我”的心头。“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地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游子终于永远丧失了故乡温暖的怀抱，在人生长夜中孤独前行，走，成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永世流浪：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旅舍里，他写信向友人描述了自己旅途中的心情：“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做‘吉柏希’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鲁迅全集》第3卷，第363页。鲁迅所提到的“吉柏希”人，现在通称为吉卜赛人（Gypsies）。这是一个到处流浪，靠占卜、歌舞为生的民族，他们原来居住在印度西北部，公元十世前后开始大批向外迁移，到19世纪末，他们的足迹已遍布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目前人口约有200万人。在欧洲地区，他们又称“波希米亚人”，俄国人则称他们为“茨冈人”。在世界各民族中，像吉卜赛人这样永世流浪，不停地走着的民族是比较罕见的。鲁迅对吉卜赛人的永世漂泊生活方式经历了由不理解到理解，而促动这一转变的正是自身的漂泊体验。
在西方宗教经典中，出现了一些永不停息地行走着的人物，其中尤以该隐和阿哈斯瓦尔较为引人注目。据《旧约·创世纪》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Cayin）和亚伯两个儿子；该隐从事农业耕作，亚伯以养羊为生，他们都向上帝耶和华呈献自己的劳动产品。上帝偏爱亚伯的羊，该隐因此嫉恨亚伯并杀死了他。上帝闻知此事后，盛怒之下，诅咒该隐及其子孙将永远在大地上漂泊而不得安息。《圣经》（Holy Bible）《旧约》；第3～4页，纽约托马斯·内尔森出版社；1972年出版（英文）。于是，该隐成了基督教文化史上第一个流浪者。
又据欧洲传说：耶稣被罗马士兵送往十字架处死的途中，曾想在犹太人、补鞋匠阿哈斯瓦尔的屋檐下休息一会儿，阿哈斯瓦尔不准耶稣休息，耶稣就诅咒他永世不得休息，在四处行走中谋生，直到末日审判的那天《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鲁迅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引用了这一典故，并且对阿哈斯瓦尔的行为进行富有个人色彩的推测：“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看得出，鲁迅对这位走来走去的鞋匠的生活方式是心存羡慕的。
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一位永远不知疲倦而奔走着的人物，他就是夸父。据《山海经》的《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第14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存在着一个像吉卜赛人一样永世流浪的“精神探索者家族”，他们似乎也像该隐和阿哈斯瓦尔那样命中注定必须永不停息地走着。不！他们更像是与日竞走的夸父，他们主动选择了与太阳赛跑的生活方式，而像夸父一样渴死于道中则是他们悲剧境遇的象征性写照。这类探索者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着。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大批精神探索者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四方奔走，席不暇暖。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传教、孔子乘牛车奔波于列国，宣扬仁义学说的典故已广为人知，而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都无不匆匆行走于宣扬和探索真理的旅途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非攻》集中笔墨，渲染了墨子由鲁国前往楚国劝说楚王和公输般放弃武力攻伐宋国计划之途中的辛苦和劳累：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
……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
鲁迅反复写墨子行走的艰苦、旅途的劳累，塑造了一位为制止荼毒生灵的战争而八方宣传“兼爱”学说的圣徒形象。墨子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不受摧残，摩顶放踵、不辞辛苦，被鲁迅视作“中国的脊梁”。
屈原也是经常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的古典精神探索者形象。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探索挽救国家衰败之路的神圣事业，却被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