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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更具体的表述，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那时候，鲁迅认为发展生产，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抱枝拾叶”，是枝节问题，不是根本问题。从他晚年回忆章太炎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到，他是热忱注视《民报》和《新民丛报》的那场大辩论、大斗争的。但是他对《民报》竭尽全力所宣传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对于进行流血革命的主张，在自己的论文中几乎毫不响应，而独辟蹊径，树起一面改革中国的大旗，上书“立人”二字。在鲁迅看来，只要人人为了社会的公益，真诚地抱着维新、抱着改革中国的目的，发扬个性，“于庸俗无所顾忌”，敢于对抗凡庸的多数，即依靠每个人自己改变自己的精神，自己发扬自己的精神，就可以达到“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的理想境界，于是人立而国立。至于社会环境的阻力，特别是反改革的国家政权的严酷镇压，都在鲁迅视野之外。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一方面的切身的经验，他不感到这会是问题。同时，对于人的精神、品性、思想、感情最终决定于经济组织，决定于社会地位和利害这一点，鲁迅也没有认识到。少数知识分子从书本上接受了已经发达了的先进的西方思想，即比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希望以此唤醒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农民，而中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还非常落后，他既未能从中国的大地上产生可以与西方媲美的发达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远未能把广大的民众养育为能够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人才。闰土的一声“老爷……”，最深刻、最充分、最典型地反映了同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先进的启蒙主义者与广大农民之间的隔膜，鲁迅指出这是“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呐喊·故乡》。，其实这乃近代中国一个可怕的时代悲剧。鲁迅自己也有过这种可悲悯的经验。他曾说过：“因为施行刺激，总须有若干人有感动性才有应验，就是所谓须是木材，始能以一颗小火燃烧，倘是沙石，就无法可想，投下火柴去，反而无聊。所以我总觉得还该耐心挑拨煽动，使一部分有些生气才好。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讲演，我以为可悲的，而听众木然，我以为可笑的，而听众也木然，都无动，和我的动作全不生关系。当群众的心中并无可以燃烧的东西时，投火之无聊至于如此。别的事也一样。”见鲁迅1925年4月22日夜致许广平信原稿。这虽是后来的经验，却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在日本时期与人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反映之冷漠的原因之一。自然，当时处在紧张的政治斗争时期，全国各地又时有武装起义，人心浮动，不容易安心注意更深沉的思想革命也是一个原因。
鲁迅的“尊个性而张精神”，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是有重大区别的，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是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人。他反对中世纪的神权而要求人权，反对封建主义对人的禁锢，即社会地位上的人身依附和封建教条对人性的扼杀，而要求人和人性的自由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人与人的关系中，把个人的发展放在首位，个人的发展是目的，也是动力。鲁迅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是手段，是“立人”的“道术”，目的在“群之大觉”，强调社会公益和社会的发展，是希望避资本主义在中国再现的。
但是，鲁迅的这一“道术”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一是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从封建主义社会出发，通常不可避免地将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由经济进化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社会没有，鲁迅也没有找到实现自己这一理想的物质力量，即阶级的力量，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力量。三是鲁迅忽视政治斗争，忽视国家政权制度的革命。没有革命政权不可能打垮反改革的阶级力量的破坏与阻挠。这一点是最切实、最易为志士仁人所最先觉悟的。
在理论上，鲁迅把“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种精神改造提到“第一要著”的地位，忽视政治革命，忽视以革命政权的力量作杠杆改造和发展经济基础，改造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环境与人的辩证的改造，夸大了个人反抗凡庸的“众数”的力量。这在实质上还是“人的意见决定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和他所信仰的人类起源的学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鲁迅早年几乎没有觉察到这种理论上的矛盾，正是一个青年思想家难免的“婴年的天真”《集外集·序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再次奋起呐喊，希望唤醒群众，起来摧毁旧中国这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旧文明的袭击，何等勇猛而且悲壮！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鲁迅切切实实地实践着自己这样的主张：“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在这几年间，从斗争的精神来看，鲁迅无愧于“发扬踔厉”的称誉，个人虽然为“文学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实绩，距离“群之大觉”的境界却还很远，“邦国亦以兴起”的希望也还渺茫。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身受反动政权日益变本加厉的镇压，甚至于屠杀，血的教训刺激鲁迅认真检查自己的主张，促使他的思想向前发展。鲁迅自己曾经概述了这几年的情况。他说：“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也正是那个时候，鲁迅认识到在反动政权统治下，“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要革内政，就“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两地书·三四》。了。这就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一○》。的思想。从1907～1925年，在“立人”也即“兴国”的问题上，鲁迅关于如何“立人”的思想有了如下的变化和发展。第一，原先认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权的性质不是根本，因而忽视了它对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从而也忽视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作用；现在充分认识这种作用了，鲁迅后期杂文对于政治问题及其对人的影响的揭露和抨击，就是这一认识的反映，也是为“立人”所作的重要的斗争。第二，原先认为“第一要著”是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现在认识到“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两地书·一二》。。这样就把如何“立人”和如何“立国”的辩证关系，为此应该做的各项工作，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了。这样也就对自己所做的“辅佐”的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了。
马克思主义给予后期的鲁迅思想以科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鲁迅的关于人和如何“立人”的思想，既是前期这一思想的继续，又是这一思想的质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鲁迅提出了“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在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的基本原则。这是如何“立人”的新见解。它的新表现在：第一，它引入了“社会”这一因素，不再囿于“人各有己”式的自我个性的发挥，从各个人自己的发展，达到“群之大觉”。第二，它确定了社会的解放与自我解放的辩证关系，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自己）解放的基础，也是自我（自己）解放的前提。要之，鲁迅在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即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改革，是人民群众，也就是人的解放的基础；个人的解放包含在人民群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