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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到了20世纪末，海峡两岸的作曲家人才辈出，作品种类和形式变化多端，训练也极优秀，然而却受到另一种无形的压力：如何在国际化的世界音乐领域中找寻“民族性”？如何用国际化了的音乐语言表现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个问题尚需作曲家们夫子自道，然而从我这个“旁听者”看来，恐怕还是困难重重，虽然内中不乏独创性甚强的佳作，但大部分作品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借重民间音乐，再用现代音乐语言转化成新的作品，这一条路是否可以走向康庄大道，有待将来的发展。但是，“民族性”并不能以此为依归。从历史和政治的重负下自我解放出来以后，却不知何去何从——这一个终极吊诡，可能是目前所有华人作曲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赛义德与音乐
赛义德与音乐
赛义德与贝多芬
著名的文化理论家赛义德（EdwardSaid）教授也是古典音乐迷，但他的音乐知识已臻专业的程度，而且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去世之前；出版了两本小书，我都爱不释手：一本是他和名指挥家兼钢琴家巴伦勃伊姆（DanielBarenboim）的对话录——《对称与吊诡》（ParallelsandParadoxes）；另一本是他的论文集——《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andDemocraticCriticism）。这两本小书的内容，都不是长篇大论的学理，也不是为巴勒斯坦请命的政论，却都是返璞归真的小品，赛氏晚年的人文气质洋溢于字里行间，令我读来十分感动。
在《对称与吊诡》一书中，赛氏更自甘扮演配角，向巴伦勃伊姆发问，但问题却充满了智慧，不是一般乐迷可以想得出来的，而巴伦勃伊姆更当仁不让，处处抢占先风，大发议论，令我反而更同情赛义德的人文观点。其实，当二人开始对话时，赛氏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思考的问题，绝非自以为声誉在巅峰的巴伦勃伊姆可以体会。不久之前，老友郑树森寄来赛氏在《伦敦书评》（2004年8月5日）上发表的文章——《晚期风格的反思》（ThoughtsonLateStyle），才使我恍然大悟赛氏的晚年思绪，也印证了我最后一次听他演讲的印象，原来他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却是晚年的贝多芬。
赛义德与音乐
纸上漂过的音符
在这篇短文中——其实不短，但读后仍意犹未尽——赛氏特别引用德国理论家阿多诺（T。Adorno）的看法，认为晚年的贝多芬早已超越了所有音乐形式上的规范，狂傲而无助，兀自臻入孤独之境，加以耳聋的焦虑，令他在晚年作曲的过程中往往不得宁静。所以他的晚年作品——如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和六首《弦乐四重奏》——在结构上都显得不完整，其实贝多芬早已驾驭自如，不必再在一般形式上下功夫，他所追求的境界非常人所能了解，甚至可以说，他故意背叛世俗规范，遗世而独立，但在其表面上显得支离破碎的后期作品背后却有一股焦躁不安的心情。
这一个看法和儒家的晚年不惑和耳顺之说大相径庭，也和晚年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暴风雨》或《冬天的故事》）中的神话境界不同，更与作曲家威尔第（GiusseppiVerdi）在晚年歌剧（如《奥赛罗》和《福斯塔夫》）中所表现的那股返老还童的雄壮气息迥异。
晚年的赛义德到底心境如何？我猜以他贯通西洋古今人文传统的学养，也许除了贝多芬之外，可以兼容并蓄他所举出的这些伟人的先例吧。不过，据巴伦勃伊姆回忆：赛氏死后，他室内钢琴架上的乐谱仍然是贝多芬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他等着好友巴伦勃伊姆再来为他演奏。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与阿多诺唱反调
与阿多诺唱反调
一晚到大会堂去聆听波哥雷利奇（IvoPogorelich）的钢琴独奏会，竟然爆满。节目相当冷门，前半场是贝多芬，而且重头戏是他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No．32，op．111）。我一边听，一边看身旁的观众：有的聚精会神，有的闭上眼睛，不知是养神还是睡觉，也有的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些工作文件浏览。下半场的节目更冷门：斯克里亚宾（AlexanderScriabin）的两首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SergeiVassilievitchRachmaninoff）的六首《音乐时辰》（MomentsMusicaux）还没有奏完，听众就拍起手来。半场休息时，外面大厅有人卖他的唱片，我也挤进人群，买了一张，但没有买他录制的同一首贝多芬。
散场后，我不禁回想这个奇怪的现象：香港人真的那么喜爱古典音乐吗？还是只爱捧明星？波哥雷利奇显然是一个大明星，人过中年，作风不改，走到台前坐下就弹，毫无表情（和月前来港献艺的郎朗正相反），像一具僵尸。记得20年前我在西柏林初次听他演奏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他的态度更僵硬，但台下的女性听众为之疯狂，不少人向他献花，演奏完后还大呼“Ivo，Ivo”不让他走。看来这位钢琴怪才真的具有一种魔力，可以风靡东西两个世界。
至于波氏对音乐作品的诠释，则是见仁见智。昨晚我听那首贝多芬奏鸣曲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却是刚刚去世的文学理论家赛义德。我听过赛义德最后一次的演讲，就是谈音乐上所谓“晚期风格”（latestyle）的问题，可能他举的例子就是这首曲子，论点我已经忘了。也许我和赛义德不同，我虽是乐迷，对音乐还是外行，而他却可以引经据典，几乎在台上奏了起来，因为他自己的钢琴造诣也绝不亚于一般演奏家。我虽是外行，却觉得波哥雷利奇没有真正把握住贝多芬的速度，甚至任意曲解，只为把听众带进一个更高超神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否属于贝多芬，仍很难说，因为我不是专家。回家后把演奏贝多芬的专家施纳贝尔（ArturSchnabel）的唱片拿出来听，仍觉得味道不对，第一乐章奏得太快（而波氏奏得太慢），真是糟糕！这一次我又要破财了：别人赌马，我买唱片，而且要买到对此曲诠释最满意的唱片，正好像输了几场马赛之后，还心有不甘，最后想赢一场一样。明天又要去那家小唱片行报到了。
赛义德在那次演讲中引用的是阿多诺的理论。这位德国理论家的书我看得不多，但他对音乐的观点倒是很明确：他讨厌一切不纯的音乐，非但鄙视爵士乐和流行曲，而且连斯特拉文斯基（IgorFeodorovichStravinsky）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也不喜欢。他最崇拜的作曲家就是“现代主义”大师和十二音律的创始者勋伯格，而且特爱勋氏那句名言：“如果是艺术，那绝不是为了大众；如果是为了大众，那就绝不是艺术。”这一句话，可谓是“现代主义”音乐的金科玉律，所以一切以大众娱乐和消费为目的的音乐，都在其讨伐之列。
《纽约客》杂志有一篇文章《鬼影奏鸣曲》，作者把阿多诺的理论骂得狗血喷头，虽然有点过分，但我还是同意文中的基本观点：如果作曲家为了要达到“纯音乐”的目的而反对一切的话，也一定会失去一切！包括像我这样的乐迷。事实证明：阿多诺大错特错，勋伯格至今曲高和寡，但斯特拉文斯基却备受听众和乐评家拥戴。二人当年都住在洛杉矶，但似乎老死不相往来。我当年决定去洛杉矶任教，原因之一也是受了这两位大师的阴魂召唤，不料现实和理想大相径庭，令我对这个娱乐消费之都大失所望。
不错，对听众而言，古典音乐也是一种消费和娱乐，问题在于如何消费才得其所值？如何在都市的噪音中培养自我心灵的纯熟境界？（这当然和阿多诺的理论大相径庭，时代毕竟不同了。）这才是当务之急。
我不自量力，非但为香港电台网上教学节目主持了十个古典音乐节目（第一集已经上网），还在“禧文学社”和光华文化中心主办的“艺术人生”演讲系列中担纲演出，谈谈古典音乐和人生的关系，也借机和有心的乐迷交换心得和经验。
第一辑纸上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