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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的最新澳洲版，封面的一个大字“Legendary”（传奇）用得恰到好处：兰沙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就像他的第一部电影《午夜之吻》（TheMidnightKiss，此片我至今还未找到翻版）的故事一样。他生在美国费城，未出道时以开货车为业，有一次他天生的歌喉被一位名指挥听到了，介绍他去学音乐。二次大战时他服役入伍（这段故事后来也拍成一部电影），退伍后被星探发现，和米高梅签约，演了大约四五部电影，而影片中的主题曲更为卖座。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却也因此被好莱坞的颓废风气惯坏了，暴饮暴食，身体变得肥肿，无法主演英俊潇洒的“学生王子”，只好先在幕后灌录唱片，再由埃德蒙·普登在“前台”依样画葫芦地演出来。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年看过的另一部影片《大鼻子情圣》，片中最动人的一段也是由自惭形秽的大鼻诗人在树后吟诗，再由那个英俊而笨拙的军官句句照背，向诗人的表妹示爱。然而我对普登仍然视若无睹，坐在戏院的阴暗角落，幻想着兰沙唱歌的模样：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那独有的表情——双眉紧皱后突然松开，带出一腔高歌的神韵。于是，我也默默地随着他的歌声念着似懂非懂的歌词，憧憬着我将来的“挚爱”。
兰沙在演完《学生王子》后一蹶不振，后来被米高梅解雇，流落到意大利，为华纳公司拍了两部电影——《罗马七山》和《小夜曲》，前者温馨可喜，后者却惨不忍睹，故事竟然是在讽刺他自己。在片中结尾终于勉强和痴情于他的纯洁少女结婚，这当然是好莱坞电影的俗套，真的兰沙却自暴自弃而死，享年仅38岁。时当1959年，我刚进台大两年。
记得兰沙去世的消息传到台北，当年的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在植物园旁边）特别为他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纪念音乐会。舞台上摆着两个落地大喇叭——当时刚有所谓“身历声”——播出兰沙的唱片，我从台大赶去，静静地和成百位“信男信女”坐在一起，听他最后一次的歌声。当时我除了追悼他之外，也暗自感伤，因为我心中也暗恋一位同班同学，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我“内心的激情”，于是一股脑儿借着兰沙的歌喉发泄出去，“如果这是疯狂，就叫它疯狂”吧，真是浪漫得发痴，其实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追忆马里奥·兰沙（2）
人间疯狂何时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疯狂背后还有一份天真和理想，对文学艺术更是如此，否则也不会出版《现代文学》。走笔至此，客厅中刚好传来唱片里兰沙的歌声：“黄金的日子，在我们青春的阳光里……”这首歌特别短，好像不到两分钟就完了，恰好象征着我自己年轻时代的“黄金日子”瞬息即逝，时间一跳就到了老年，而此时此刻，兰沙的声音从另一套落地喇叭传来，已经带有一点“古意”。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像游魂一样，永远萦绕在脑际，也许这就是近来我为什么如此疯狂地想“回归经典”的原因吧！非但一遍又一遍地重听兰沙所有的唱片，而且还重读重授当年似懂非懂的现代文学名著——卡夫卡的《变形记》、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弗吉尼娅·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当然还有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也许，人老了都要怀旧，然而我怀念的并不是任何当年的丰功伟绩（本来就没有）或亲朋好友（只不过有时怀念我死去的父亲），而是那无数个短暂的“抒情时辰”。我会想到当年读过的某一本书中的某一片段：《战争与和平》中受伤的安德烈躺在战场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在讲他的寓言故事“大审判官”；《红楼梦》第廿三回贾宝玉——或是林黛玉——偶尔路过听到众侍女在排演《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而更多的时候我会忆起当年听过的某一段音乐或看过的某一部老电影中的场景。音乐片除了《学生王子》之外，当然还有描写华尔兹之王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特别是清晨坐马车穿过维也纳森林的那一段。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老大徒伤悲”的心态，毫无文化意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惜这部长篇巨幅的经典名著中音乐的分量不多。
也许，一个时代的文化回忆就是从无数人的一鳞半爪的“抒情时辰”积累而得来的；也许，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可以在一首歌曲中展现无遗，20世纪60年代的“WeShallOvercome”谁不会唱？马里奥·兰沙走红的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刚从二次大战中复元过来，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一切都显得很保守，甚至很苦闷。当时的台湾地区何尝不也是如此？在冷战和“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年轻人的理想何处去？（于是我又想起另一部老电影——《暴君焚城录》，拉丁文原名“QuoVadis”——我们走向何处）苦闷的象征有多种形式，兰沙的歌也可算是一种，至少他唱出了像我这样的“痴情汉”的心声。
从音乐的品味而言，兰沙的时代却是一去不复返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古典音乐是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打开收音机（当时电视还不普遍），传来的是托斯卡尼尼指挥NBC（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兰沙的电台节目是由“可口可乐”赞助的；迪斯尼公司出品卖座历久不衰的卡通片《幻想曲》（Fantasia）竟然全部是古典音乐——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到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应有尽有，由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居然该团的指挥斯托克斯基也会和卡通人物米老鼠握手（几年前拍的续集就远不如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切皆成过去，电视、摇滚乐、流行曲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取代了古典音乐。马里奥·兰沙在流行曲或电影界虽有同代人或传人——如凯尔（HowardKeel）、麦克雷（GordonMcRae）、科莫（PerryComo）——但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些歌手最多只能唱音乐剧（musical），却不能唱歌剧。
妙的是近年来“三大男高音”走红以后，表演时也唱流行曲，但唱来唱去就是没有兰沙那股神韵和激情。二人之中，多明戈和卡烈拉斯都自称年少时是听兰沙的歌声长大的，多明戈曾为一部兰沙的纪录片（我手头拥有的是DVD版，Kultur公司发行）做叙述者，对他赞扬备至；卡烈拉斯甚至还特别录制一张向兰沙致敬的唱片——《在我心中有一首歌》（Teldec公司出品），但听来惨不忍睹。60岁的卡烈拉斯较三十多岁的兰沙长得更潇洒，可是他患病后的歌喉却不敢恭维，比壮年的兰沙差远了。一件艺术品还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兰沙的歌声到处洋溢着真情，而卡烈拉斯的模效却是一种技巧的拼凑。也许，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已无所谓真情可言。当今的流行曲流露出来的是欲望，即使歌词的内容还有爱情，乐曲的节奏却是在歌颂身体和性欲，这和商品又有何不同？
诚然，兰沙的唱片也是商品，他一生的悲剧也是商品造成的。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商品尚未挂帅，播送古典音乐的咖啡店只有“田园”一家，王文兴在其中听马勒得到灵感，写出他的小说《大地之歌》。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国际学会演奏，令我在久旱的沙漠中发现绿洲和甘霖，那一首《达夫尼斯与克罗伊》（DaphnesetChloe）序曲至今深藏在我心里。所以在那个时代，文化的意义是鉴赏，不是消费，是音乐，不是娱乐。
也许，在忆往思今之余，我只好面对另一种挑战——如何在商品文化中重寻或重塑“经典”的气质，而这一番功夫不只是靠理论，恐怕还要靠本人的实践。
今年春节假期，我和妻子玉莹请了少数好友来家过节。饱食之后，我一时兴起，打开我的二手音响设备，放上一张兰沙的唱碟，把那音量调得震天价响，并随着他高歌起来。唱着唱着，我觉得自己眼眶湿了，于是更加疯狂地指挥起来，全身抖动，如入无人之境。突然，兰沙的歌声停了，全室静寂无声，暮色苍茫之中，我发现音响的指示灯全熄了，于是赶快请朋友摸黑找到电力保险柜，这才发现保险丝竟然断了一条！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喇叭没有坏，怎么会震坏了保险丝？或是兰沙的歌喉太响亮了，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商品机器都难以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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