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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书时，曾和谢勒斯有一面之缘。他那年春季到UCLA教一门课，题目好像是“艺术的道德责任”，当时任教舞蹈系的王晓蓝鼓励我去旁听，我一向崇拜艺术家，而且早已听过他的大名，所以欣然前往，但又有点胆怯，因而偷偷坐在最后一排。谢勒斯名不虚传，我赶到时大教室早已坐了两三百人，记得他正在黑板上抄一首长诗，大家默默无声，抄完以后过了近半小时，他这才面对观众开讲。
他穿着随便，俨然是加州不修边幅的典型打扮，他早以洛杉矶为家，对于这个我所憎恨的城市，他却特别热爱，认为是世界上最能够发展多元文化的地方，所以领先在洛城各区举办多元式的艺术节，享誉空前。
艺术奇才谢勒斯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他又是一位身通八般武艺的人物，歌剧、舞蹈、戏剧、电影、媒体艺术、民间表演、流行歌曲……样样皆通，经年在欧美各大城市的音乐节导演各种新潮作品。
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才气，是在芝加哥看他导演的瓦格纳歌剧《唐豪塞》，他古为今用，把剧中的宗教进香客场面变成美国航空公司的会客室，更令人叫绝的是：他故意把歌词字幕的英译用不同颜色加上他自己的“曲解”和诠释，不少是弗洛伊德式的，真是添增了不少视听双方面的乐趣。
自从我看了他的歌剧字幕以后，就知道此公知识渊博。他所以能够创新，是因为他对西方传统的艺术早已了如指掌，再加上他独有的一种玩世不恭但又极具挑战性的作风，使得他与众不同。至少我认为他较罗勃·威尔逊——另一位享誉欧陆的美国导演——更多彩多姿。后者思想性较强，但设计太过抽象，而且是以欧洲为中心。而谢勒斯则对东方民间艺术兴趣甚浓，曾经到过印度尼西亚多次找寻灵感和收集材料。所以他对《牡丹亭》有兴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他真是一位行遍四海眼观八方的艺术家，现代艺术理论的“全球性”倾向恰好为他的艺术视野做了个注脚。
记得那一天他上课，讲完诗之后就放音乐，选的是波兰作曲家亨利克·格罗奇（HenrykGorecki）《第三交响曲》中最动人的一个乐章，由女高音主唱，歌词内容是一个母亲对死去的儿子的哭诉，而部分歌词，出自一个18岁的年轻犹太人被德军杀害之前写在监狱墙上的句子。我每听此曲，都有要流泪的感觉，但音乐专家却认为此曲技巧乏善可陈（好在我不学音乐，可以不受任何学理的拘束）。不料谢勒斯与我有同感，那天他当场公开宣布：他曾向洛杉矶交响乐团大力推荐此曲，但屡遭拒绝，理由是这首曲子非常平庸。也许，他故意用这个例子来表现一个艺术品内容和技巧、主题意旨和接受对象之间的矛盾。其实，后来该团还是演奏了这首交响曲。
我因听他讲课颇受启发，所以每周他上课我必去恭聆，而且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有时候他因事情太多而准备不足，所以用各种方式拖延时间，我也就坐在后面闭目养神，等他施出新的招数的时候再睁开眼凝听。不料事后不久就和他在一次社交场合上碰上了，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认得你，你坐在我讲堂的最后一排。你是我的教学良心，每次我看到你打瞌睡，就知道我是在胡说八道了！”
其实，即使他真的胡说八道，我也无所谓，因为不论他吹牛与否，他到底创造出不少艺术作品，令人感动也好，引人争论也好，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我这个教书匠，却以吹牛为业，学生在堂上还做笔记，但是听完后，早已烟消云散，毫无影响可言。有人说得好：“能做的人做，不能做的人才教书。”
还是谢勒斯这样的艺术家生活得有意思，而且，他长相也不凡，发型特别出色，令人过目难忘。我猜近年走红的小提琴家肯尼迪（Kennedy）的造型，可能就是向他学习的。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悼艾萨克·斯特恩
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IsaacStern），于2001年9月22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1岁。这个消息传来，似乎并没有引起震惊，在“9·11”的阴影下，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人为他哀悼。亚洲媒体仅有短暂的新闻报道，华文报纸上的评论也仅提到他是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恩师，也是“文革”后最先踏足中国的西方音乐家，其访华过程被拍成纪录片《从莫扎特到毛泽东》（见《亚洲周刊》2001年10月1日至10月7日一期）。
其实，从美国音乐界的观点看来，他的贡献远不仅这些，也不是他一生所灌录的一百多张唱片所能代表的。斯特恩也不是马友友的真正恩师（马友友的大提琴老师是罗斯［LeonardRose］），而是恩人。马友友一家初抵纽约不久，就受到斯特恩的照顾。首先是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所组织的儿童弦乐团受到他的垂青（马老先生去世后，乐团由其女和女婿接掌），当然马友友也受到提拔，如果没有斯特恩为他打开门路，马友友即使才华横溢也不见得声誉会直上青云，成为当今世界乐坛的超级巨星。多年来纽约乐坛一直在以斯特恩为首的“犹太党”（JewishMafia）把持之下，其成员至今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小提琴家帕尔曼、小提琴兼中提琴家祖克曼（PinchasZuckerman）、以色列交响乐团的终身指挥、也曾一度担任过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指挥的印度人梅塔（ZubinMehta）、马友友的钢琴搭档阿克斯等人皆是斯特恩旗下名将。这一批朋友（当然也包括马友友）曾灌制了两三张勃拉姆斯的弦乐四重奏和六重奏的唱片，享誉甚隆。
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斯特恩到晚年时，琴艺已经衰退，所以往往只参加室内乐的演奏，并到处讲学，以此提拔后进。他到中国访问后，亲自推荐他在中国发现的多位可造之才到西方音乐学府深造，这只不过是他在全球的音乐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其实他从以色列引进美国乐坛的人才可能更多。然而，对于纽约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他最大的贡献是接掌卡内基音乐厅。这个闻名遐迩的大楼，差一点被纽约的房地产商人拆毁，幸亏斯特恩力排众议，登高一呼，号召全乐坛的人来“保卫”卡内基音乐厅，才使得这幢音响效果绝佳的老建筑幸免于难。直到现在，卡内基音乐厅仍然是演奏家和乐团的“麦加”，只有到此演奏之后才能得美国及国际乐坛承认。2000年卡内基音乐厅闹人事纠纷，从德国新请来的总监未上任即大加整顿，不少职员愤而辞职，于是斯特恩又出来调停。所以，有人说老年的斯特恩也是一个政客和外交家，他的权势之大几乎可达到呼风唤雨的地步，然而他仍旧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在未逝世前早已修成正果。
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的造诣，近年来很少被人提及。几年前索尼（前哥伦比亚）公司为庆祝斯特恩演奏生涯60周年重新发行不少他的旧唱片，琳琅满目，内中尤以他和多年的合作者——奥曼第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和伯恩斯坦指挥的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合录的几首知名协奏曲，备受欢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协奏曲》，斯特恩把这首不太浪漫的曲子演奏得多彩多姿，韵味十足。我后来听其他人的唱片都不过瘾，这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可能乐迷人人皆有。然而斯特恩出道较海菲兹晚，而后者录制的各种小提琴协奏曲的经典唱片至今享誉不衰，特别是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西贝柳斯、门德尔松等脍炙人口的名曲和较冷门的如格拉祖诺夫、拉罗和康努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海菲兹几乎独执牛耳，其他人难望其项背，斯特恩也被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和斯特恩同辈的俄罗斯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克曾和斯特恩录过巴赫的《双提琴协奏曲》，也是经典名曲之一，相较之下，奥氏的琴艺独树一帜，似乎比斯特恩更深刻。而斯特恩提拔出来的帕尔曼，目前也红得发紫，声誉和票房都在斯特恩之上，再加上更年轻一辈的夏汉、文格洛夫、约书亚·贝尔等人（也都是犹太人）个个头角峥嵘，长江后浪推前浪，斯特恩在浪涛中几乎被埋没了。
这种说法对斯特恩可能甚不公平。作为一个乐迷（而不是音乐家），我听音乐往往以受到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