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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所以应该和奥尔的另一位高徒海菲兹是同辈甚至同学。而特拉赫藤贝格在哈尔滨教出来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也是斯特恩的同学——杨慕云，后来成了中央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40年后，斯特恩随柏林爱乐访问北京时，两人终于重逢。
作为一个乐迷，我对于斯特恩这段叙述中的音乐掌故特感兴趣。他说连大名鼎鼎的海菲兹都曾在哈尔滨客居过，还有那位最伟大的俄罗斯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FyodorChaliapin，书中译为菲尧多·沙雅斌）。斯特恩参加他老师组织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这个乐团可能和当年上海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相似，成员都是洋人。斯特恩说：“乐团的音乐家之中不仅有俄罗斯人，而且有捷克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在日本占领期间也有几个日本人。”他的老师担任首席小提琴，指挥是施威考夫斯基。该团定期举行音乐会，也邀请独奏家和客座指挥，内中有一位年轻的日本指挥朝比奈隆（TakashiAsahina，书中照音译为高市朝雏），最受乐团的欧洲人钦佩。这位大阪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曾两次受邀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虽没有小泽征尔（另一位与中国东北有渊源的音乐家，他生于沈阳）名气大，但他对布鲁克纳交响乐的诠释至今独执牛耳。妙的是我最近在北京购得一套价廉物美的“雅典艺术”版布鲁克纳交响乐全集光盘唱片，指挥就是此公（也没有注明日文原名）。据闻他最近已经过世。
斯特恩于1942年14岁时举行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弦裂》一书中把曲目列了出来（第55页），大多是难度甚高的小品——巴赫的《g小调帕蒂塔、柔板和赋格》（可能有误，应该是《g小调奏鸣曲》中的一段）、康努斯（Conus）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位冷门作曲家的协奏曲极为好听，当年可能是热门，也是海菲兹的拿手好戏）、克莱斯勒的若干名曲（可能是《爱之喜》、《爱之悲》、《中国花鼓》等小曲），最后是帕格尼尼的《女巫之舞》（难度当然更高）。14岁就有此造诣，实属难得。
斯特恩全家在哈尔滨的生活很苦，他为了援济家用，也曾自组四人小乐队为中国人的婚礼奏乐助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来了，他们的生活更不安定，甚至还要到内蒙一个小城的铁路员工俱乐部去找工作。几经折磨之后，终于在1949年离开中国，乘船到以色列。先在咖啡厅伴奏，混一碗饭吃，最后终于在1951年进入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作为一个犹太人回归故土，斯特恩对早年以色列建国后的文化问题却着墨不多，对自己的落叶归根心情也无交代，不免令人失望。也许，他和许多德裔犹太人一样，心目中其实有两个祖国——以色列和德国，前者是他的心灵故乡，后者是他的文化故乡，而文化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心灵上的感受。因此斯特恩在本书有关以色列的章节中，谈的几乎全都是指挥家和演奏家，尤以描写海菲兹和钢琴家鲁宾斯坦最为传神，对名指挥家伯恩斯坦的记述则不多，甚至关于他和卡拉扬之间的恩怨也只是一笔带过。倒是谈切利比达克这位传奇性的指挥家的篇幅较多，说他当年还是一个调情高手，深受女士们欢迎。
斯特恩本来可以长住以色列，在此飞黄腾达，然而他的父亲却又移民美国，他几经考虑后也决定于1956年到美国谋生，以便照顾年岁已高的父亲。然而他在美国并不走运，因为没法加入工会，所以失去了一个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机会，只能在二流乐团工作，甚至还卖过皮鞋和保险。最后终于在1961年重返柏林，并顺利考取柏林爱乐第一小提琴手的位置（据我所知，该团有四位首席小提琴手，斯特恩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日本人，他脸上有一个大黑斑）。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魂在乐谱上行走（2）
斯特恩在描写他重返柏林的章节中却充满了激情，甚至特辟专章讨论“为什么回到德国”，为什么还要回到当年备受迫害的地方？他说有些犹太人想到德国的时候，“感到有无法克服的仇恨，表示将永远不再踏上德国的土地”，而像他这样选择回到德国的犹太人并不多。他自称“在全部流亡岁月里，我都非常思念柏林。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解释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解释？他的答案看来很简单——音乐，其实背后的文化因素可能更复杂。
能够加入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柏林爱乐——而且在该团工作34年之久，这当然“意味着一个乐团音乐家一生的高峰”，他对于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后悔过。然而，如果他留在以色列，仍然可以在以色列爱乐乐团——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乐队——做首席，也可备享殊荣，而且从犹太人的家国情操立场而言，可能更有意义。为什么他不留下来，或再从美国返回以色列？是否他不够“爱国”？
可惜在这个认同问题上，斯特恩的自我分析仍然不足。我们从他的出身可以推测出一点端倪：自他父母亲那一代起早已被德国人同化了，换言之，他们这类知识分子首先自认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斯特恩尤有过之，他要走出这个犹太人的“隔离区”（ghetto），而在曾认同纳粹主义的德国文化的范畴中促使德国人反省：为什么“有些人把德国、德国文化、德国语言完全和纳粹等同起来”？然而作为德国人中的少数族群，他也处处感受到一种区别，甚至感到被“排斥在外”，这是所有流亡和移民共通的感觉，也是一种常态，是一般占大多数的爱国公民（德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右派狂热民族主义者无法了解的。我自己却颇认同这种心态，不论我生活在美国或自己属于大多数的华人地区。
斯特恩在柏林爱乐乐团做过长年的常务理事，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内部的权力核心做不少文化交流的事：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以色列和中国，幕后的功臣就是斯特恩。他于1979年第一次随团访华后，曾多次重返他的“第三故乡”，而且协助不少中国年轻的音乐家到欧洲留学。斯氏退休后移居美国，据闻他也协助他当年的老同学杨慕云在退休后移民美国定居。
全书在后半部叙述的大多是这类活动，也表现了一个犹太流亡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找寻认同意义的心路历程。他在德国到处为犹太人请命，最后还加入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与激进右派青年对话，然而他的女儿却选择在以色列定居，并结婚生子。全书的高潮是由他在背后促成的柏林爱乐访问以色列的演出，然而卡拉扬并没有去。
我认为本书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对卡拉扬的记载。斯特恩毕竟是个君子，可能不便把所有的内幕写出来。卡拉扬晚年霸道得令其他乐团成员无法忍受，他们终于与他公开决裂，但他又是终身指挥，不能被罢免（后来接任的阿巴多则是有定期契约的）。卡拉扬非但视犹太人伯恩斯坦为劲敌——后者只指挥过柏林爱乐一次——而且年轻时曾经加入纳粹党，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不惜一切代价。后来他当上柏林爱乐永久指挥之后，又把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据为己有，在萨尔茨堡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音乐节，并与德国唱片公司录制大量唱片和影碟，俨然成了“卡拉扬音乐帝国”的太上皇！和如此霸道的人如何相处？况且斯特恩还是柏林爱乐多年来的常务理事之一。但他在书中却对卡拉扬颇为尊敬，而且对他在音乐上的建树推崇之极。相反，书中对另一位甚为杰出的犹太人指挥家巴伦勃伊姆——当年还是问鼎卡拉扬宝座的热门人选，现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却毫无论述，只提了几次，刊登了一张照片而已。
本书题名“弦裂”，我本以为指的是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弦裂”，斯特恩是代表乐团的见证人，读完全书才领悟到：也许“弦裂”就是意味着流亡。后来才从一位长住柏林的中国朋友那里得知，“弦裂”是音乐名词，指的是小提琴演奏的“双音”，如此则更意味着作者对两种文化的执著。此书在德国曾引起轰动，在2000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中文译本似乎十分忠实于原文（我没有看过原文），但不够流畅，译者可能对音乐不够内行，所以不免出错，但大体无伤于本书的内容和价值。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