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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方法是把此一乐章与其他乐章分开来听，多听两三遍，有时也比较不同指挥录制的不同版本（学文学的人似乎都执迷于版本），这才发现大有差异：卡普兰在第一版中奏了22分22秒；此次新出笼的第二版本则为23分17秒。比他更快的是老一辈的克伦贝勒（O．Klemperer），只须19分零2秒；我手头没有马勒弟子布鲁诺·华尔特（BrunoWaiter）的版本，可能速度也不会慢。这一代指挥家中，斯拉特金（L。Slatkin）中规中矩的版本用了21分25秒演奏这个乐章，但到了伯恩斯坦就长了，他在1987年指挥纽约爱乐的版本就足足奏了24分53秒，可谓最长记录，仅次于他的是拉陶（SimonRattle）的23分52秒。当然，布烈兹所奏的原版需时更长（25分9秒），但那是没有纳入《第二交响曲》之前的“原始版”，听来快得很，一气呵成，却不沉重。
我为什么要计时？原因很简单：速度拖得愈慢，效果愈沉重，那个“葬礼”似乎也愈庄严。然而原谱所注明的速度却是“庄严的快板”！所以卡普兰不敢拖，只有伯恩斯坦晚年走火入魔，奏什么都慢，但听来仍然雷霆万钧，撼人心弦。问题是，这个铺张“葬礼”是否合乎死者的身份？这位英雄一生的价值是什么？他是英年早逝还是功德圆满之后才寿终正寝？
马勒写完这一个乐章才27岁，五年之后才作其他乐章，难道在其青年时代就想到自己的葬礼？这可能再次证明音乐家——如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命运：早熟也早死，生时个性太过敏感，而内心的煎熬和痛苦也太过剧烈。然而马勒和其他音乐家不同，他在事业上很成功，三十多岁就做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总裁，但他的作曲生涯是磨难多端的。《第二交响曲》首演时，观众寥寥可数，马勒还要自掏腰包，甚至向朋友借债，送票请当地（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听。难怪他总觉得自己命途多舛。辰。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上）马勒的《复活》（2）
三
马勒在给一位乐评家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第二乐章是一个插曲，第二乐章是一种回忆！是英雄生涯的一线阳光，清澈无云。你一定有埋葬一个亲人的经验，也许在你（从葬礼）的回程中，一段早已忘怀的你们曾经共度的美好时光会突然显现在你的心目中，仿佛照亮了你的灵魂——而不再笼罩在阴霾之下——你几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第二乐章。当你从那个温馨而忧郁的梦中醒来，重新回到这缠结不清的人生，你自然觉得这激荡不休的生命很难理解，而且突然有点怪诞，像是在一个灯光通明的舞厅中那些犹如波浪起伏的舞者，你在室外的黑暗中朝里面看——距离太远，你几乎听不到音乐！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像一个怪诞的幻境，你在其中不禁发出一声厌恶的呼叫。这就是第二乐章，其他的尽在不言中。
这段话出自卡普兰编的《马勒书信选》，附在他录制的第一个版本磁盘中。我从这些信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为了他的作品到处求人理解，而当时的大部分乐评家却对他嗤之以鼻，令他沮丧之至。在这些书信中，他再三说明音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生命中悟出来的，然而他的“悟”法不出自理智或哲学，而在感情。在同一信中他又说：“我需要用音乐——用交响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发端于一种朦胧的感情层面，在一扇开向另外一个世界的门前，在那个世界的时空中再没有任何破裂。”那个世界，信教的人看来，当然就是天堂。
然而在这首交响曲中，走向天堂之路也是迂回曲折的。在第四乐章中，马勒先以女中音唱出一段极为优美的诗歌：“啊，红玫瑰！人类在痛苦之中，我宁愿到天堂……我从上帝而来，要回归上帝，上帝给予我光辉，照亮我走向永久的生命！”唱完了，路还是走不完。据说马勒写到这个乐章的时候，又告难产，后来他参加另外一个指挥家的葬礼，听到教堂唱诗班的合唱，这才得到启发，在最终乐章中加进极富宗教意味的合唱。然而，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也是受尽煎熬的（乐队在此必须奏得出神入化，特别是那段步向死亡的鼓声），终于听到天使的召唤，真是犹如一线曙光穿越阴暗的云层直照下来，接着是合唱声娓娓而降，加上女中音和女高音，把这个英雄艺术家的灵魂度到了天堂，马勒甚至还不吝在此加上天堂的钟声（卡普兰的1988年版本就是先把耶鲁大学教堂的钟声煞有介事地录下来，再将之录到结尾）。
马勒的灵魂是否由此得到救赎？答案是他还要再活十几年，再作七首规模庞大的交响曲，直到作完第九——又是一首探讨生命和死亡意义的作品，才离开人世，享年仅51岁。他逝世的那一年（1911年）恰逢中国辛亥革命。
四
我偏爱马勒音乐多年，并由他上溯到布鲁克纳，觉得如果将这两位音乐家的交响乐合在一起听，一气呵成，一定最过瘾，但至今尚未尝试过。只记得在做学生的时代，有一次曾经把马勒的交响曲从头（第一）听到尾（第九），外加《大地之歌》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采用的是不同指挥录制的唱片。由于唱片录制的年代不同，我也往往受到一时的爱好、心情和唱片杂志评论的影响，甚至当时用的音响器材也会使我感受不同。
就以《复活》这首交响曲为例，我初听时用马勒大弟子瓦尔特的版本，感觉音色不够清晰，改听萧提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灌制的两个版本，又觉强劲有余但深度不足，遂听音响效果较佳的斯拉特金；终觉最感人的还是伯恩斯坦，1987年他与纽约爱乐演奏的唱片，在我的音响设备中播出时效果特佳；不久又买拉陶的英国版本，颇受最后乐章的吸引，但开头第一乐章又不对我的口味；回头买老指挥家克伦贝勒指挥的版本，最后才发现卡普兰。听完这个最新版本之后，才觉得虽然他第一次和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唱片效果平平，但是女次高音佛丽斯特（MaureenForrester）还是唱得很感人。这个独唱角色，当年几乎非她莫属，尚可匹敌的似乎只有路德维希（ChristaLudwig）和珍妮·贝克（JanetBaker），而这也是演唱马勒歌曲最优秀的两位女歌手。《复活》交响曲中的女高音角色并不重要，但往往也有名牌歌星愿意参加演出，施瓦茨科普夫（克伦贝勒版）和凯瑟琳·芭托（KathleenBattle，斯拉特金版）即是二例。记得小泽征尔还动用了杰西·诺曼（JesseNorman），但我没有听过。
最近在澳门音乐节巧遇香港的乐评家刘靖之教授，他告诉我今年暑假他有幸到瑞士的琉森（Lucerne）音乐节听了几场音乐会，最后的压轴戏是阿巴多指挥的马勒此曲，他听后大为惊叹，认为是有生以来最佳的诠释。他又说：“伯恩斯坦奏得太浪漫了，阿巴多才是大师！”当时阿巴多刚从柏林爱乐退休下来，得了癌症，正在瑞士休养，也许到了他个人日薄崦嵫之年，与此曲始有同感吧！他当年就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指挥此曲时初露头角的。
在改写此文之际，我特别把1977年阿巴多指挥芝加哥乐团的老唱片拿出来听，发现第一乐章仅费时20分47秒，但快中有序，而且不乏激情。也许今后这两个版本——阿巴多和卡普兰——将伴我享受无数的音乐时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上）马勒的音乐盛宴
马勒的音乐盛宴
听香港管弦乐团奏马勒
香港管弦乐团的新任总监迪华特就职演出的第一场音乐会，以马勒的《第一交响曲》为压轴戏。西洋古典音乐进入21世纪，马勒的阴魂不散，甚至更不停地在世界各大乐团和指挥家头上游动：前不久西蒙·拉陶接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时，以马勒第五打头炮；十几年前阿巴多初任该团指挥时，也以马勒第一压阵。阿巴多因身体原因从柏林爱乐退休后，去年在瑞士“琉森音乐节”东山再起，又以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打头阵。
今年10月23日，当迪华特在香港举起指挥棒演奏马勒第一之时，恰是波士顿新任指挥列文（JamesLevine）领导该团演奏马勒第八——号称“千人交响曲”——作为就职献礼，而该团原任指挥小泽征尔离职时，则以马勒第九作为暂别。我这个马勒迷真恨不得可以身在两地亲聆，虽然分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