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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刚结束的国土工作会议获悉，成都平原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年耕地又减少了一个中等县的耕地，像这样快的速度，使耕地锐减，我们的后代将到哪儿去生存？我们省解放后，耕地减少有三次高峰，第一次是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第二次是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第三次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就其严重程度来说，以这一次最为严重，因为，这一次是土地实行了统管，有健全的土地管理机构，而且这一次大多数占地特别多，如成都附近就有近１０家１０００亩以上的大数占用耕地。如什么‘国际大都会’、‘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等等。这些本应由国务院、省政府批准的占地，或用而不批，或少批多占，或化整为零等各种方法占用，进行非农业建设，请问这应该由谁来管？成都平原还能存在吗？‘天府之国’这个美丽的名字快进博物馆了。”
对于这次汇报会，总觉得这里有许多疑点，执法的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被查的不服，有气，而且不怕泄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月之后的一天上午，我又走进某市国土局，去找局长，想弄个一清二楚。
他正在接待省里某厅的领导，也是说土地问题。他忙，平素难找到个空档。今天，他同意安排时间。我就决心不走了，坐在办公室与主任闲聊。不知不觉，我们扯到了土地越权与争权的事情上。
主任是军人出身，北京腔，粗嗓门，讲起话来无忧无虑，直冲冲地往外冒。
他的观点很鲜明，这几年土地审批权乱啦，乱啦，彻底地乱啦！这问题反映在下面，而根子却出在上“吃菜吃心儿，听话听音儿。”他的表白，话中有话。
他递给我一份“某市审批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报告”，是给省人民政府的。
他心中很不平静，重申了一种观点。他说：“咱们市属副省级单列市，可省上给我们的审批权不公平呀！沿海一些副省级城市，土地审批权限均为一个标准。我市是国务院定的副省级城市，又处在西南地区‘三中心、两枢纽’的重要战略位置，国家、省里重点项目多，用地面积大，而且时间急，要用地，又不给权。哎，咱们到时赶不上需要，能不对我们拈过拿错吗？”
主任的话似乎有点道理，这权应该放。但是，对我来讲，这道理仍然没有吃透。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权力集中点，将关卡隘口把严些，以免造成大批土地的流失，不更好吗？我想得很天真！
这种争执，我没闹清楚其症结何在？
如果是为了控制土地，管紧管好土地，少批少用，节约土地，那么省上的意见也许是对的。
我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局长走了进来，他满脸笑意，热情地说：“哎呀，治安同志，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们寒暄了几句，便走向他的办公室。
我见他太忙，便开门见山地谈起那件事：“前次市政府汇报中，局长提到，市上几宗大工程用地，市里不明不白，把地划了，用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顿时，局长脸上的笑意全没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将烟花吐了出去。旋即，屋内烟雾弥漫。不难看出，他有难言之苦。唉，我后悔，不该再提这件事。对于他这个“执行官”，我理解！
“哦，这事我只是顺便问问，局长别在意。”我打破沉默。
“唉，这件事，有澄清的必要，但如何说才好呢。他们是上级，我们是下级，不过就大前提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高尔夫球场，扶贫开发区有十多宗地，共计２万多亩，那是省里的领导表的态，事前我们不知道呀！用地手续，有的办了，有的至今没有办。”
他掐熄了烟头，静静地坐着。忽然他蠕动了一下嘴唇，可没有再发出声音。
良久，他又吐出一句真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可现在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呀。据说上面要建‘保税区’，占地三平方公里，一位领导已发话了，可我们至今不晓得”
这位局长心中的苦与忧够多了，不好责怪他。
对土地的审批权限，为什么有人争，有人揽？一直是个“谜”。
过了很久，全省的执法大检查已经结束。我再次走访了四川省国土局一位处长。他告诉我，全省查出越权批地９万余亩，其中某市６万余亩。这仅仅是各地越省上的权。他又扳着手指算了一笔帐：按规定，一亩地要缴纳税费２万多元，９万多亩，应该向省财政交２０个亿。可这笔巨资流失了，没有进入国库。
他还说，争权也好，越权也好，说白了，是个利益分配问题
哦，原来如此！
这场争夺战，已长达４年，将来还会争下去。他们揽权的用意，都是为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目标，依然瞄准土地，土地！
可怜的母亲－－－土地，您何日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坦诚地，用您洁白的乳汁，哺育人类呢？
培植“一五二六四”系统工程
“我没时间，下周再说吧，记者同志！”我约了五六回，他总是笑吟吟地回答。
他很忙！
四川省国土局局长傅应铨，是一位精干的汉子。前些年，他任副局长，我就发现他的“腰圈”儿在缩小，“有点不正常”，我暗想。可不是，像他这个年龄，一位高大的个子，正是长腰圈的良机。
然而，他忙呀，急呀，一个１．２亿人口的大省，把“最最”宝贵、“最最”巨大的资产土地，交给他管，能不急吗？
他成天奔忙着，运筹着，把那颗爱心完完整整地奉献给了土地。
在无数次会议上，我听过他的语音。他，总是带着深情厚爱，为土地而声嘶力竭地呐喊。发言中，关于土地的失控；关于违法占地的行为；关于全省人民对土地的渴望，他都如数家珍，娓娓而谈。每当谈到土地被践踏时，他眼里的泪花在旋转，血液在涌动。
傅局长是位多情的人，两年前，他就真诚地支持我拿起手中的笔，再写，再写，再为土地而呼喊！
他是农民的儿子，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１９６８年他从成都理工学院地质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地质矿产局，和矿山、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９０年代初，他被调到省国土局任副局长，１９９２年提为局长。多少年来，他殚精竭虑，把心血全部倾吐在国土上。对土地，他是专家、里手，并有着众多的著述。
１９９６年３月５日，我终于找到一个采访这位局长的机会。
这一次，我们谈得坦诚、炽热。他说，要管好土地必须法制化、规范化、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这场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任务。说得具体点，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把长期以来形成的土地无偿、无限期、无流动使用的行政划拨制度，改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使用的出让、转让制度。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达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充分发挥土地资产的最大效益。我经过多年的研究，把这一制度的改革，概括为“一五二六四”系统工程。我的用意是，通过宣传、实践，让大家较容易接受、理解和实施。
许多人，愿意接受新观念，不想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这里，我把“一五二六四”系统工程作个具体表述。
一个目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土地市场体系。包括有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正常的价格体系（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形成机制）；健全的法律体系（使土地市场行为规范有序）；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体现明晰的产权关系，利用各种税费、租金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节）；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促进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项任务。控制用地，保护耕地，稳定耕地面积；扩大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高度垄断出让市场；规范土地交易市场（即二、三级市场）和管理；明晰企业土地产权，量化土地资产价值量，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制造条件；规范和加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
两项制度。第一是，建立土地登记制度，强化城镇国有土地“户籍管理”；第二是，建立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定期公布制度。
六项原则。坚持全省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