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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政府和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建议各地特别是办有开发区的地方认真检查一下，对国家土地法规执行得如何？
“好！”我读完短文，不禁双手相击，高兴得跳了起来。
“本报记者”就在我楼下，我在１２楼，他在１０楼。拿上报噔噔噔地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为他祝贺。可不巧，他外出采访去了，我扑了个空。
我暗想，对今天这篇报道，他会满意的，这样的批评，指名道姓，披露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是第一个呢！再说，这个市近几年工业上得快，成绩在省里小有名气，怎么敢批评呢？这次他动真格了，竟敢大动“干戈”，挥毫批评一个“先进典型”呢！
那一天，我一连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找到他，不免有点遗憾。
翌日，上午１０时，我到楼下，一开电梯门，迎面碰上了他。
“哟，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嘿，我找了几次都没看见你的影儿，今天在这儿碰上了。”我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敲了一拳。
“哦，找我有事吗？”他惊讶地问道，“走吧，到我办公室去谈。”“你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呀！”
“咳，好什么？差点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他的笑声突然哑了，而且带着一种忧伤。
我不知所以，呆呆地望着那微胖的脸，仿佛晦气仍在他脸上涌动。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了什么。根据多年的观察，他是个个性耿直，办事认真的人。一旦有不愉快，首先表露在他的眼神上。对人间的邪道，对社会上的不公，他不会寂寞的，总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去抨击那些有损于党纪民风的丑事。
他虽然已年过半百，可刚毅、坦诚的性格，仍然没有变。如今的风气，像他那样心直口快，敢说真话的人不多。眼下的记者难当，批评报道更难写啊。
我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让他说下去。他稍停片刻，铿锵地说：“这是一篇难产的报道，元月２０号就发稿了，现在才登出来，真是十月怀胎呀！不。这个难产的婴儿在腹中，还经过一番折腾，磨了一次，又磨二次，棱角被磨平了。”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又不知怎么为他抹去那些忧思。于是，我动了个小心眼，尽量说些好听的话来使他高兴。“不管怎么说，这篇报道与读者见面了，为农民说了话。”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值得欣慰的。唉，如今搞点批评报道真难啊！有人提出来稿件要送到省里去审查，我没采纳，后来又说要交给省国土局的领导看一看。无奈，我同意了。当稿子送到傅应铨局长那里，他一看就拍板了。他说，‘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事实’他提起笔就签了个‘同意发表’四个字。”他一阵激动之后，心里似乎平静了些。
接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谈起这篇报道在采访中的精彩场面。“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采访，是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的事。噢，我记得那次你也去了，是吧？”我点了点头。他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次调查回来，许多人就怂恿我写。当时有些顾虑，怕伤了一些领导的面子，同时也想再等等看，让他们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会尽快改变。嗬，真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大半年过去了，中央和省里的指示，文件不只一两个，他们都无动于衷。一天我再去市里采访，听几个知情人摆龙门阵，‘哎哟，现在土地撂荒真有点不像话，××市荒了几千亩，至今没种上庄稼。老百姓饿肚皮，他们把肥田沃土围起来，刮凉风，还有一点良心没有’我进一步打听，他们讲的正是那个开发区。”
“今年元月，我和省局一位主任，再次踏上那片荒原。事前，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来了个‘越级式，采访，直接找到那些被开发区赶出来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他们泪流满面地诉说：地收了，失去了生活的手段，说得好听是‘农转非’；说得不好听是从此失业了。我们干啥呀？一无技术，二做不来买卖，闲着无事。每月每人给７０多元钱的生活费，喝米汤都不够呀！顾了身子，顾不了嘴，买了米，就没钱买盐巴了”
“去年种小春，也动员过农民种上庄稼，可没有人动，农民说，要种，就把土地真正还给我们。无奈，开发办去找村干部做工作。村干部说，我们都被撤了职，说话有谁听。再说，良田已经被糟踏，乱七八糟，坑坑洼洼的荒原，水利设施毁了，表面的黑色土层没有了，咋种呀？许多人‘农转非’，农具都没有了，拿啥挖地呀？后来，开发区搞了一次‘飞播’，撒了一些油菜籽。我们远远看去，确实青一片，红一片，好像种了粮食。嘿，细看哪是种的庄稼呀，全哄人。”
我越听越入神，不断发出唉叹声。待他暂时把话题画上句号时，我便赞扬道：“好哇，你们这一招真神，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真情实据。”
“不”，他又打断我的话题：“其实许多材料，还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开发区也动过一些脑筋，外资不来，他们决定把乡镇企业引来。天哪，乡镇企业有多少油水、多少资金进高技术开发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随后他们又把一部分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搞商品房。哎，那地方离城一二十公里远，住房修好谁来买，谁来住呀？”
“嗨，这些人真会动脑筋！”我愤愤不平地说。
“这篇稿子的出台，也有社会的支持。”他理直气壮地说，“见报前几天，正在召开的省人代会上，我把这篇报道捅给了代表们。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还有许多代表积极主张：作为提案，交到大会。就这样，高技术开发区撂荒的事儿才捅到了省人大常委会。他们纷纷要求把这篇批评报道公诸于世。”
“老王呀，开办这种开发区，浪费土地，群众不欢迎。开发区搞了３年啦，不仅不发，而且还耗费国家资金一亿多元。这笔帐如何算？是谁亏了呢？”
末了，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在上月召开的省人大会上，当他把开发区撂荒数千亩肥沃的土地时间长达３年的风吹出去之后，一位省上的领导立即找了该市的那位市长，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地区不负责，不把老百姓的意见和生存放在心上。
这个开发区，问题是明摆着的。上上下下都有意见，可他们还不服输呢！
１９９４年初夏，新华社、四川日报社、西南经济日报社等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行１０余人出发去采访。采访是由四川省国土局组织的，我也参加了。大伙揣着好奇心，风尘仆仆，踏上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大搞“开发区”的年代，我们对它的关注就像对待一个初生婴孩一般。
这是国家级的“开发区”，远比一村一乡几个跑田坎的“黄泥巴脚杆”自发搞起来的“开发区”的档次要高出十倍、百倍。
我们去的那天，阳光明媚。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煞是喜人。我们乘坐一辆“本田”车，顺着市外宽阔的大马路，向东驶去。
那地方，我熟悉，在××市上高中读书时，常去那里支农，劳动锻炼。老地名叫永兴镇，浩瀚的涪江从她的身边流过。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自流灌溉，一年两季，旱涝保收，是粮仓。那里的种地人，从不愁吃不愁穿，即使老天爷与他们作对，也不会危及“农二哥”的吃饭问题。他们说，有了这些田，祖祖辈辈等于守着粮仓。秋天到了，金灿灿的谷子，真喜人呀！那粮食仿佛关在仓库里，到了收割时节，打开仓门，便是一粒粒饱满的黄谷。
变了，变了！
车到永兴，我认不出那地方了，好像走进了荒原。一阵吃惊之后，有种异样的感觉。老农户的房屋不见了，那种农茂粮丰、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不见了。
一条笔直的大路，把这片土地划成两半，远远望去不见高楼大屋，也不见人流涌动，唯有青蒿、野草长得密密匝匝，昔日的农田，变成了野草地。在开发区的中部有少许平房，那便是开发区管委会。平房的附近有几处修了半截的钢筋水泥建筑，看模样像是厂房，也许老板的腰包空了，房子刚冒出地平线就夭折了。
管委会是在一片平房内，中间簇拥着一幢楼房，有三四层，房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倒是那大门外，宽敞雪白的墙上，挂着１０多块吊牌，吸住了我的视线，什么国土局、工商局、税务局公安、政法都是齐全的。
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是“开发区城建国土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西装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