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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经营农业，或者是开矿和建筑工厂、商店等，都必须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资本家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还说：“农业资本家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并不是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按马克思的规定是确指为使用土地本身而交纳的货币额，亦称为狭义地租，它必须与广义地租即租金相区别。”
那年月，学生十分听话，老师的话就是“圣旨”。按老师的指导，这些字样必须熟读，书本背烂了，内容可以一字不漏的背诵出来。可有谁想到要去实施呢？老师没有，作学生的我也不敢去别出心裁。
学生像庙里的小和尚，跟着老和尚咿哩哇啦地叫着吼着。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提出土地的价值，“级差地租”体现出来的货币价格，该属于土地所有者。
阴差阳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事者是有心还是无心呢？几百年他们一直在效法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娴熟地玩弄土地。地价沸沸扬扬，疯狂上涨。近５０年间，美国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价，由２２．５万美元上涨到１４５．５万美元，增长６倍多。眼下的土地价格更是昂贵得惊人，伦敦每平方米高达８０００美元，巴黎为５０００美元，东京为４０００美元，而香港最高的竟达到１０万美元。在大陆，土地廉价，甚至无价，仿佛是“世外桃源”，一片净土。人们疑惑了，为什么境外的黄土，一本万利，身价百倍；而境内的黄土地却黯然失色，贱如粪草。
在旧中国，土地也不是一片净土，房地产业，也是大财团、大资本家所关注的，是为他们赚大钱的行当，在广州、上海、天津，房地产业的巨大收入，占了当局财政收入的４０％。
其实，共和国成立几十年在这片寂寞的土地上，土地的身价，土地的地位，早已渗透着马克思的价值论学说。马克思的“级差地租论”，也早就写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并喋喋不休地灌输给青年学生。学生仿效老师，咿哩哇啦，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自从土地收归国有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却打不好这张牌。在思想意识中，没有一根空音的弦，也没有一种准确的说法，不承认脚下的土地具有价值属性，更不愿实施到土地中去。人们将这一观念束之高阁，死守着“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说法，甚至自我陶醉，自欺欺人！
多年来，在神州弥漫着这样的国情，一面是“人口众多”，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越来越少；一面是欣赏“地大物博”，任意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这一自相矛盾的理论和作法，如同绳索自缚。在行政的干预下，“寸土寸金”的黄土地，沉睡了四五十年。土地成了一个禁区！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在单一的行政调拨，无偿、无期、无流动的“三无”土地使用制度的绳索捆绑下，使寸土寸金的黄土地，流失、浪费、锐减，却无动于衷。有了这种观念的人，他们似乎觉得很“方便”，领导一挥手，一签字，一块土地被划拨，从此，土地被判了“死刑”，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再也不会动起来，流起来，这是一种“神调”。在这种体制干预下，无偿使用，挥金如土，国土大片大片地被占、被毁、撂荒。在上海的黄金地段淮海中路，一块１５亩的临街土地，闲置３０年而不足为奇；在成都市中区的盐市口，一块６亩土地被荒废七八年，至今未有效地利用，无人痛心；在南京某校，１９５３年建校，调拨数千亩土地，直至１９８６年，大部分土地还荒着，无人问津这样的典型太多太多了！
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农村土地通过土地改革，由私有制演变成集体所有制；城市的土地收归国有。实际上，农村的土地也属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国家随时可以支配。一旦被征用，农民所得到的仅仅是有限的土地补偿费。
土地的无偿调拨，导致城市的土地浪费也十分严重。兴修机关、创办学校、筑公路、建铁路，以及城市建设，缺乏价值的观念，缺乏精打细算、节约用地的概念，不珍惜土地的现象举目可见。前几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对部分大城市用地状况调查表明，闲置地约占１５％。倘若以１９９０年城市建设用面积１９３５万亩来计算，则闲置土地达２８９．３万亩。
毛泽东曾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可以说，几十年来，土地的浪费是共和国最大的损失，最大的失误！
怪谁呢？不怨天，不怨地，只因畸形的体制，脱离现实的幻想，盲目乐观，造成精神麻木、呆滞，导致对土地的蹂躏和践踏。
一个惊人的现象出现了！从１９５３至１９６６年，仅仅１２年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２．６亿亩。１２年，在历史上不过一瞬间，就是说，一刹那之间，中国的版图上，便抹去三个江苏省，两个广东省。这种情况，能不叫人吃惊吗？
由于大地的失宠，也就没有什么“土地卫士”，“土地爷爷”，土地既洒脱，自由自在，无人看管，也十分悲哀，像失去了“爱”的孩子，孤苦伶仃，任人欺诈勒索。倒也方便，政府部门没有专管国土的机构，更没有正式行使的法律法规，人们爱怎么就怎么，似乎土地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
历史教训，给当权者们作出这样的结论：土地无偿使用的弊端，导致土地锐减，资源浪费，经济发展缓慢，行政也罢，法律也罢，对此弊端无能为力！
这口气，在明眼的中国人心中，已经憋了数十年，是悔恨？是长叹？铁的事实教育了一批人，启发了一批人！中国人的心理出现不平衡，渐渐地鼓起勇气，大声疾呼：“再不让土地沉睡！”
于是，从神经末梢的躁动，发展到大刀阔斧的变革开始了：
于是，一场新时期的“土地革命”，从平原到山川，从神州的东部到西部，拉开了帷幕；于是，形势的急转、市场的飞跃，促使一系列属于土地的法律法规，接踵而来。
星移斗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冲破层层禁锢的陈腐观念，被誉为新时期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场面。其时，崭露头角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从无偿行政划拨到有偿转让批租。
一种崭新的观念，土地有偿使用的观念，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开始在中国这片沉睡的土地上萌发了，确立了！
１９７９年，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一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们举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萌发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概念，“与中国合营者，所占有的土地，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尽管在这个文件中，仍然是碍口失羞，遮遮掩掩地提出了一个“缴纳使用费”的新名词，但应该肯定，这是共和国诞生３０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推出“使用费”这个新名词。难能可贵啊！它表明中国人的观念，有了质的飞跃。
形势发展是令人叹服的，事隔一年之后的１２月９日，国务院转发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录》一文中，明确提出：“实行综合开发和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的政策，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改革，它有利于按照城市规划配套进行建设，节约用地，充分发挥投资效果；有利于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建设单位到小城市去；有利于合理解决城市建设和维护资金的来源。”
从观念上和理论上来看，都是十分鲜明而又有说服力的，三个“有利于”的提法，把土地的地位，土地的价值，明明白白地摆了出来。
国外的学者惊呼：“中国人觉醒了！”
是的，中国人终于认识了“级差地租”的概念，认识到土地有价值，继而要对土地实行有偿使用了！
随即，在一些城市陆续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
随即，在深圳特区出现了土地市场的雏形。
那么，深圳是如何起步的呢？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历史。
１９８０年，在中国南部边陲，诞生了深圳经济特区，中央拨资３０００万元贷款，作为起动经费。规模是宏大的，港商、台商一个劲儿涌来。然而自身的经济实力薄弱，缺乏搏击长空的活力。
路在何方呢？人们如同“芝麻开门”一般，突然发现了财源：“卖”地！这并非他们的主观臆断，从理论上也找到了依据，列宁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