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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西方是很难见到的。这也就是尽管西方文坛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但却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彭泽令的原因。跨越固有的文化传统去仿效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农业社会产生了自己自足的农业型经济，工商业谓之末，一直受着轻视、忽视，自然也就不发达。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封闭、保守、压抑的宗法制度。这种政治重视的就是伦理。反对个人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反对个性自由的发展，压抑种种人性。与之相反，古希腊的商业经济社会则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权，成年公民可以参与讨论重大议案。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崇尚个人冒险和个人奋斗。正是这些塑造出了中华民族迥别于西方各民族的民族品格。对这种品格差异，罗素就有许多精辟透彻而独到的见解。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战火连年，但我们本质上十分热爱和平。杜甫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做歌颂的对象。这在西方国家是极其少见的。我们把多种生命现象的存在当作一种乐趣，不希望固有的东西有所减少或发生变化，没有西方民族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要求无休止的变化和破坏观，这也就是他们称之为进步的思想观。罗素曾说，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而白种人则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激励了许多人为之英勇献身。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侵略性的。而中国人却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通常的中国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了善于沉思的美德。因此，他说‘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深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它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在我们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压抑下，个人的命运和价值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才智、能力，而是取决于个人在宗法网络中的关系，取决于对君主的忠诚程度，所以只有忠心耿耿的臣民，精忠报国的将士、循规蹈矩的君子、三贞九烈的节妇才是值得效法和歌颂的。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部烈女传倾尽了多少女子的血泪，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成了歌颂所谓的‘后妃之德’。这也就是为什么起初楚国人民深切怀念屈原，而某些正统文人对他评价很低，甚至曲解的原因了。因为屈原的诗篇中就流露出了对楚王的不满，就有了高扬自我，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反对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而在文学表现中就体现出一种中庸之美，一种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而在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西方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个人奋斗者’形象于连、拉斯蒂涅、蓓基·夏泼等就是最鲜明的体现。”
江正原滔滔不绝地说着。到后来，他仿佛觉得眼前坐着的不是唐教授，而是秦梦。他整个人都亢奋起来，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平时在憩园和秦梦所谈论的、所探讨的自然而然地就闪现在脑际，回响在耳畔，流溢在了唇齿间。
“西方当代文化危机迫使西方向东方寻求新的文化价值，东方的发展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机。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多元化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种多元化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我们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要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的敞开性和长久的交汇性。同时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不忘先驱者的告诫，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时，我们似乎更应重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应重视我们的诸子妙论、诗骚文采、歌赋辞章、智言警句。我们应对这些美不胜收、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转化，为富有崭新特色的现代中国人文体系的构建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人曾这样说：最热爱传统中国文化并‘最像中国人’的人是海外华侨，尤其是世居海外的老华侨；其次是有殖民地背景的香港人；再次是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最后才是中国大陆的本土人，而且还是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本土人。这句话显然失之偏颇，但不能不发人深思。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挥动巨斧开辟鸿蒙，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文体系建设就是以血肉之躯化生日月江河；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承受与经历种种痛楚，冲破束缚已久的蚕茧，重获新生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应该是用现代创造性的智慧去开掘传统文化的巨大宝藏，向世界传播一切优秀的中国文化作为对此的最好回赠，用其贡献给世界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化，贡献给世界文明！这也正是我所憧憬，我所期盼，我所等待，我所追求，我所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
第二章深深的痛苦
江正原还记得当时他激动不已，浑然忘我，心中只有豪情壮志，眼前只是辉煌前景。虽然他以前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中文老师，但他一直想用自己的笔书写社会人生，勾画世间百态，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世界文明！尽管这些话在他今天看来都显得如此大而空，虚而假，华而不实，甚至象在夸夸其谈，大表决心，就如昔日中学快毕业之时天天口中念着：“我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他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没有丝毫虚假之心，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然而凡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否则也不会有“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一说法了。成就伟大的事业总是需要非凡的决心和勇气，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起决定因素的是要有非凡的毅力，是要有异乎常人的恒心。做学问是这么的容易吗？传播中国文化是这么的简单吗？文学、艺术、哲学这些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这些高悬于空中，耀眼夺目而又不可能真正触及的东西都是多么的不真实。即便是自然科学，若不与金钱、物质挂钩，在今天这个社会都会变得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今天，今天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忙着去赚钱，大家都想着去淘金，众人都愿及时行乐，众人都说趁早享受，这些所谓的理想伟愿、鸿图大志不都很可笑吗？不都不切实际吗？不都虚无缥缈吗？这只能说明自己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是年少无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富不改其志、贫不改其志、达不改其志、穷不改其志？不是吗？要不就不会说今天硕士生的论文只相当于原来本科生的水平，博士生的论文和原来硕士生写的差不多了。干什么去了？找工作挣钱去了。要不就不会出现前辈学者编的教材五六十年代在用，七八十年代也在用，九十年代依然再用，只怕下个世纪还是得用。真的是前辈们的造诣已经登峰造极，后辈们难以望其项背了？未尝见得。现在的论文不是一堆又一堆的吗？单从数量上而言，已经可以让老夫子们感叹了：吾辈老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啊！可翻开第一篇：似曾相识；第二篇：何等眼熟；第三篇：如出一辙。那又或是生活条件不好，影响身体健康了？如果是的话，那也只可能是因为汉堡包加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