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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各人的记录详略不一。我一面用心静听，一面又随时准备回答询问，不便只顾低头作笔记，所以结果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文字记录。那天，乔木前后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娓娓道来，轻声细语，如同话家常，但是给大家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的主要意见就是：副刊同整个报纸一样，要宣传党的政策精神，尤其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有一样的声音；提倡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报纸，更不是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仄，要包罗万象；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撰稿；《人民日报》副刊在这方面具有比其他报纸有利的条件，你们要充分利用……等等。他这一番话，为我们的副刊工作定下了基调，帮助编辑人员打开思路，解除了前几年强调学习《真理报》经验所带来的种种条条框框。后来在很长时期内都成为报社副刊编辑工作的指针。
根据乔木谈话精神，我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又经他几次修改补充定稿，在改版第一天（1956年7月1日）的八版刊登。其中第一条“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就是乔木改定的，他特别加上“有文学色彩”五个字。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一般情况下都放在头一条位置，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第二条列了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这里他又加“有文学色彩”字样）。在这些之后，他又增加一条“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除了适宜于连载的少数作品以外，一般稿件的篇幅希望在一千字左右。”他是素来主张报纸的文章要“短些，再短些”的。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不仅《人民日报》副刊，就是其后陆续创办的许多省市报纸副刊，也都是大体相同的路子。比如一般都将杂文或随笔加花边放在头条位置，这个格局至今未变。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2）
三
乔木对报纸副刊似乎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他对副刊的关注，比起那些原则、方针、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更多的却是作者队伍和稿件，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如果不能具体体现在每一位作者的身上和每一篇稿件上，一切正确的原则和政策岂非都流于空话？
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名单，要我们详细开列出来，弄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决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简单约稿信。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和中老年作家。而他却把眼光投向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的人。
比如他提到的李锐、刘祖春、张铁夫等几位的名字，当时我们都很生疏。他们都在党政机关或工农业部门工作。乔木却是了解的，他说这几位在战争年代都是写文章的好手，只是解放后转到新的工作岗位，担任了领导，因而写得少了，但他们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一定能写出好的杂文。还有一位曾彦修，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我们文艺部也不曾打过交道。乔木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这几位同志，毕竟因为工作担子较重，写的文章不多，但仍然为副刊增色。曾彦修用“严秀”笔名写得较多，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不过他1957年遭逢厄运，几篇杂文也成了“罪证”。
又如沈从文，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从文坛隐没，在京华冠盖中默默无闻。乔木一再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散文。沈先生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虽然不大像《边城》的风格，但“沈从文”这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却引起热烈的回响。乔木还说起张恨水，问我们是否知道他的近况。我们虽然听说张先生仍住在京城，也知道他是写副刊文章的老手，但是脑子里总有“鸳鸯蝴蝶派”那个旧观念的影子，自然也没有考虑去约稿。乔木却一再提到这位老报人、老作家。
他还提到了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有些名字我们就更加陌生，其中有徐凌霄、徐一士两位。乔木抗日战争前曾在北京求学和工作，可能从当时报纸副刊上对这两位兄弟文人有印象，而我却只在东安市场旧书肆中见过《一士谈荟》等旧籍，作者似乎是民国初年人物，十分久远了。我们按照乔木意思，辗转探寻这两位老人下落，终无结果，乔木对此总有点憾然。
他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终，当了文化汉奸，文章却是写得好的，早已刑满出狱，住在北京，可以请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我们奉命到八道湾造访，知堂老人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说到有些艳丽花草（如夹竹桃）却是有毒的，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反右”风暴一起，从此在报上销声匿迹。检查副刊时，都知道周作人这位作者是乔木指名去约稿的，总算没有给我 “为毒草大开绿灯”的罪名下加一个铁证。
这些作者的来稿，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读者是欢迎的。但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编辑的思想框框，明白了一条道理：贯彻“双百”方针，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而行动上却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头脑里还有意无意地设下一个个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从何落实？
明白好像是明白些，做起来却也并不容易，积重难返，头脑里的条条框框仍然很多，也还有不少顾虑，私心杂念也好，习惯势力也好，总之是“足将进而趑趄”，气候变化时，又会反复，教训也不少，那都是后话了。
四
乔木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有时做得比分工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要细致具体得多。他不单是帮助出题目、找作者，也亲自看稿件，特别是杂文。他素来认为“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抓副刊工作首先要抓杂文。杂文排出小样送请他审阅，他并不只是画个圈，批个“可发”或“不发”完事。不能用的，他都批上几句，用商量的口吻，说明不发的理由，末了必加上一句“请你们斟酌”。有些他认为可以发而又写得还不甚理想的，就会亲自动手，详细修改，从内容、文字、题目直到标点符号，细琢细磨，花了许多工夫。他从来都用钢笔书写，不用毛笔，也不用圆珠笔和铅笔，字迹清秀，令人赏心悦目。
我手边还保留着这样一份改样：1956年7月报纸改版初期，副刊上刊登了李长路写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原题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乔木改为《宰相肚皮》，文字改动得更多，如原文首段是：
从古以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话成了衡量领导人物的气魄的标尺之一。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就是要有胆量、有气魄，所谓“宽宏大量”、“礼贤下士”、“虚己以待物”、“有容人之量”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宰相在一国之中，并无几个，所以这标准也就逐渐推及到衡量一般人了。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我们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我们也还是要提倡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这段文字，意思并无差错，但可能有阐述不够清楚、议论有点空泛的毛病，不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和误解。乔木的改文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那时候，“影射”或“恶毒攻击”这一类的政治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