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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乃的影片大多以人的记忆为表现对象，通过可见的视像表达人物内心的焦虑，这大概解释了他为什么在创作中经常采用时空倒错的叙事策略及相关的表现手法，并且不时流露出某种神秘主义色彩。法国《制片厂》杂志采访他时曾经问他：“您始终认为自己是神秘主义的无神论者吗？”雷乃回答说：“这个说法是我从一位幽默的德国哲学家那里偷来的。这是个好定义。我们明显感到有某种超越我们之上的东西。我们不断面对大自然的构成、昆虫的习性、生命的繁衍等复杂问题……是谁在支配这一切？生命终归不过是通往别的地方的过渡，这不是坏事。我们发明所有能够使我们在太空中旅行的机器可能是必要的。这些机器是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就成了神秘主义者……如果说我不信存在着显灵的神，不相信上帝或耶稣基督，我也不能肯定所有的生命表现都是纯粹的巧合。”
绘画电影
1922年6月3日，阿兰·雷乃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省瓦纳小城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药剂师。雷乃自幼喜欢阅读连环画册，并且迷上了电影，经常光顾一家名为“养兔林”的电影院。1935年，雷乃13岁时得到了一架8毫米摄影机，这是父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芳托马斯》是根据当时脍炙人口的小说改编的三分钟无声短片，由瓦纳城的孩子们出演。同年，他还拍过一部名为《居伊历险记》的短片，虽然没有完成，却表现了少年雷乃对电影的浓厚兴趣。
雷乃自幼体弱多病，且终生与疾病为伍，这也许是他未能以正常方式完成学业以及后来拍片数量不多的原因。他回忆说：“从我5岁开始，我每天夜里哮喘病都会发作……有时这种发作会持续三天，我不得不放弃学业，整天坐在扶手椅上。我甚至不能躺下，这真是无法忍受。”由于身体原因，雷乃连中学毕业会考都未能参加。14岁那年，由于他的哮喘病，他离开家乡来到首都巴黎，主要是因为与布列塔尼相比巴黎不那么潮湿，哮喘病不容易发作。雷乃来巴黎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离开家庭对他的康复也很重要。由于生长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雷乃不免感到压抑：“家中充满着天主教的过分严肃的气氛，对于在巴黎上映的影片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我在来到首都见到演艺圈的人们时，有一种绝妙的获得自由的感觉。这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同见解的人都可以充分地自我表达的世界。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不断地寻找某种新的东西……是的，我喜欢这个圈子。”
雷乃在谈到少年时代的梦想时曾说：“我想当作家，也想当演员，可是我感到自己的天赋不够，或者更主要是由于我始终不知道如何当一个好演员而不是当一个坏演员。这是一种可怕的忧虑。我毕竟上过发音课，师从过勒内·西蒙……有时我能做得正确，可是接下去我突然表演得糟糕透了。处于如此混沌的状态下，我感到自己心力交瘁，以至于很快就放弃了当演员的念头。于是，我就到利沃里大街的一家书店当了见习店员。我当时想，不久之后我也可以开一家小书店。同时，我还可以在业余时间拍摄16毫米电影，这对我来说已是极大的满足了。”在书店当伙计期间，一位电影剪辑师告诉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即将成立，并且劝他不要把自己埋没在书店里。
1944年，雷乃进入刚刚诞生的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剪辑，入学不久他因对教学中过于偏重理论的状况感到失望而中途退学。后来，雷乃在担任剪辑助理时遇到的一位制片人同意让他拍摄几部短片。从1946年开始，雷乃拍摄了一系列表现画家生平及其绘画作品的纪录片。比如，《梵·高》（1948）通过对画家作品的合理安排以电影方法重构了画家的生平；《格尔尼卡》（1950）表现了毕加索创作名画《格尔尼卡》以及其他反法西斯绘画作品的历程；如同一则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报道，《雕塑也会死亡》（1953，与克利斯·马盖合拍）通过对黑人艺术的思考抨击了殖民主义行径。
雷乃拍摄的这类影片在当时的法国被称为filmd'art，中文可直译为“艺术电影”，由于这种电影以绘画为表现对象，所以又可译作“绘画电影”，又由于这种电影属于纪录片的范畴，所以又可译作“绘画纪录片”。这种纪录片有三个宗旨：制作画家的传记或讲述画家的故事，拍摄富有诗意的电影，发展绘画批评手段。另外，雷乃也拍摄过一些其他类型的纪录片，如《全世界的记忆》（1956）、《苯乙烯之歌》（1958）。这个时期，雷乃还以剪辑师的身份参加了其他导演的影片的创作，尤其是《短岬村》（1954）的创作，这是被誉为“新浪潮之母”的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处女作，这部影片的独特艺术构思，比如意识、激情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交叉表现现实与回忆，可以说直接激发了雷乃创作《夜与雾》和《广岛之恋》的灵感。
天下电影阿兰·雷乃——神秘主义的无神论者（2）
两个时间
1955年，雷乃完成了《夜与雾》的拍摄，这部控诉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恐怖暴行的纪录片，历来被公认为是纪录电影中的杰作。一位影评家写道：“任何描写、任何图片都不能如实地再现那些恐怖事件的真实向度：那种永无止境的、持续不断的恐惧。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找到那些用来掖藏食物残渣的褥垫，那条人们为之而厮打的毯子，就需要重演那些呵斥和咒骂，重演那些用各种腔调不断发出的号令，重演党卫军为了抽查或只是为了捉弄犯人而突然出现的场面，关于那座砖砌的营房和那些被吓得惊慌失措、睡眼惺忪的人，我们只能让你看到它的空架子和阴影。”然而，雷乃通过独特的手法成功地展示了当时的残酷景象。
首先，把过去和现在（即发生暴行的时间和雷乃拍摄这部影片的时间）截然分开。雷乃用法国人和盟军解放集中营时拍摄的黑白纪录片表现残酷的过去，而用自己拍摄的鲜艳的彩色片表现同一地点当前的面貌：一派和平的日常生活景象，相当温馨可爱，很难辨认出往日的恐怖留下的痕迹。这些彩色片段犹如游览图和明信片对往事的追忆，反映不出多少历史的真实。但是，通过与过去的残酷画面进行对比，观众必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片茵茵绿草是不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那些特别的肥料的滋养才如此繁茂呢？
其次，运用交叉剪接的手法以加强两个时期的对比。表现过去的镜头往往是把一些静态的照片连接在一起，用摄影机摇拍以强调某些细节；拍摄当前的景物时摄影机连续不断地移动。过去是凝滞的、僵死的；现在则是流动的、尚未定型的。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都是非常不充分的。当雷乃将过去快速地切换到现在的时候，解说员往往提出一些问题，说明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甚微，对今天知道得也很少：“有谁能什么都知道呢？要我们竭力去回忆过去那不是枉然吗？这些集中营还留下了些什么实际的东西呢？那些建造集中营的人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屑一提，而那些曾经在这里备受折磨的人是不是又难以理解呢？”这个问题似乎是少数几个可能被人接受的说法之一，因为怎么回答都可以。
第三，通过富有启发性的解说词引发观众的思考。在解说词列举骇人听闻的暴行时，导演通过剪辑把这些经历逐项排列起来，正像当年的纳粹分子把这些事件仔细地纪录在我们看到的黑白胶片上一样。为了使纪录有条不紊，这些纳粹分子用金星、花纹、红条三角或者德文“夜”与“雾”的第一个字母NN（德文的缩写字母NN的意思是姓名不详的人），给他们的受害者贴上标签进行分门别类，甚至连集中营这个社会也被严密地组织成了一个有明显标志的等级社会：最底层的是犯人（这个栏目又被分成许多细目，如受害者与工人、供医学实验的人、妓女等等）；然后是管理犯人的犯人；处在上层的是党卫军军官；最高层则是党卫军的指挥官。
然而，这种细心用语言划分的等级制度后来在影片中完全被破坏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堆残缺不全的、胡乱堆放的、裸露的尸体，分不清死者的年龄和性别。且听在这个等级制里充当管理人员的那些人的千篇一律的回答吧：“不是我的责任！”管理犯人的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