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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位置，标明了理想的位置。但理想不能存在于现实吗？不对了，理想恰是存在于现实的，恰是现实需要着理想。“人生的理想状态”不能存在于现实吗？好像也不，正如戏剧不仅存在于现实，而且诞生于现实，“人生的理想状态”也是这样——比如说存在于“写作之夜”，存在于无比辽阔的虚真。因为，思或想也是现实一种；现实中不能没有它们，而它们确也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
“现实”和“实现”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不可实现的事物，不等于不可以追求。而追求，证明了被追求之事物的存在。而大凡存在的事物，必参与和影响着现实；说它“不现实”通常是不欲追求、甚或不许追求的借口。可是追求，总归意味着“欲实现”。但是实现，常又因为“不现实”而行不通。这样的矛盾，使得“存在”的含义特别值得深究。存在，既不同于现实，又不等于现实，它还指向着“虚真”——即无形之在，或不实之真；强调它“不现实”的，或源于不见，或意在抹杀，而必以其“实现”为快慰的，则因弄错了位置而可能走火入魔。
老子说：“有为利，无为用。”比如建房，一个六面体，若无门窗之空，便不能用。又比如懂围棋的人都知道，你落子再多，若终未造空，也还是个死。与此类似的还有篆刻，要留白，所谓“疏能跑马，密不透风”，意思也是要给人想象的余地。再比如人体，不管多么婀娜多姿，倘是死膛儿的，气血也难运行。
理想的意义，正如戏剧，在于象征。人祈祷着美好的生活。人对美好的想象与追寻永无止境。但尽善尽美的生活却不在大地上。因而人创造了戏剧（及种种艺术），来弥补这单调至僵死的生活，以期听见并符合那最为深远的召唤与要求。因而戏剧（艺术）天生来的——用刘小枫的话说——是“象征叙事”，是“圣灵降临的叙事”。“别尔佳耶夫说得不错，所谓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是“无论你如何看，也看不够、看不全、看不尽其意味”的。而“此世中最大的象征者是耶酥基督”，即那至善至美者对永处残缺之人类的启示。但人却不可能就是他。但圣灵却可以降临在人的心中。
理想的不可实现性在于，一、实现了，就不再是理想，但永远都会有无穷的召唤在前头。二、尽善尽美之于人，永远都在寻求中，所以上帝说他是道路。三、这道路，一不可由人智规定，二不可由人力推行，否则无论怎样美好的理想，瞬间即可颠倒，恶却随之强大起来。四、但这理想，或道路，又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永远都是人心中的现实，是如刘小枫所说的：不是“人而神”的实现——即人不可以成为神，而是“圣灵降临”的现实——即“基督精神在此世，才使得真正的象征世界成为可能。……圣灵入驻人的心中，是个体生命的重生过程……”
太阳是怎样实现的？照耀。风是怎样实现的？吹拂。故《丁一》强调“虚真”。这倒不是说，理想完全不可落实，而是说这个务实的人间——尤其在这个重实的时代——特别需要强调：实外之真是多么重要！真情，真愿，真心……哪样不是虚真，不是“空为用”？而一味地求实（利），则容易忘记理想，甚至轻蔑和厌倦了理想；就好比重婚姻而轻爱恋；就好比当今的舞台上，灯光变幻莫测，布景诱人眼球，满台“尽戴黄金甲”，人却似一群群无魂之器被调动得不知所归。而另一面，丁一的一味求实（现），又使那美好的虚真顷刻消散，化作实际的魔障。
我没有见过顾城。我也是从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中得知那海岛惨剧的。它确实震动了我。但确实，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事情绝不会像传说中的那么简单。我并没有向谁核实过什么。跟《务虚笔记》一样，《丁一之旅》也主要是我心里的故事。我只是以“丁一”之名去看那理想的危险。理想的危险正是悲剧所在，它远远高于惨剧。有哲人说过：“悲剧的诞生在于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并不进入灵魂的拷问；唯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没有悲剧精神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没有悲剧事件，而是因为缺乏那样的感受力。怎么会这样呢？大约还是因为“人要取代上帝成为神”，要求一切都统一在自己麾下。黑格尔说过这样的意思：“悲剧的唯一主题是精神的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所以，保留相互对立、但是“都引起我们同情”的精神，是必要的。比如诗人和政治家，其精神取向难免会有不同，如果仅止于互相质问“你为什么不……”，则再美好的理想也难免不得其反。所谓爱上帝，就是要对这人间的一切先取爱的态度吧。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一种你不喜欢的状态，你却可以爱的态度来对待它。一切真诚的心愿——比如丁一的，也比如秦娥、秦汉和商周的——若能搭建张弛有序，相得益彰，才真正是“理想状态”吧；否则，或者失去旺盛的激情与梦想，或者失去有序的一切人间进程。
祝您全家新春好运！
史铁生
200721
＇注＇本篇信中带下划线引文均出自刘小枫的文集《圣灵降临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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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胡山林Ⅲ
胡山林先生：
您好！
2月15日信收到。写作之乐，莫过遇知音。您的理解和阐述，比我的解释更细致，更周全，更易于一般读者接受。评论还得是您写。我于此道还是隔膜，不管是评论别人，还是评论自己。大概是我太受限于自己的角度。也曾有人邀我去讲点儿什么，可一上讲台便不知从何说起，干巴巴的几句就完了。这样的时候我更希望别人提问，并不是说我一定能回答得好，我是对问题本身有兴趣——若是想过的事，便有他乡遇故的快慰；若被问倒，就有了新问题。这样说是否有些狂妄了？不过，我一向看写作更像解题——为解自己心中之疑。不期对别人有用，事后发现对别人竟也有借鉴，“作家”这碗饭才吃得心平气和。
韩少功说过：明确的事写散文，疑难的事写小说。另外我想，用小说写疑难，会更生动、更真切，直叙思想就怕太枯涩。理论的高明是提炼简单，小说的优势是进入复杂。另外，解读者更易站在不同角度说话，写作者难免陷于固有角度而难于自拔。自己解释自己的小说，总觉有些滑稽——是说自己无能呢，还是要堵别人的嘴？这有些极端了，甚或是偏执。事实上，我在上封信中已对《丁一》作了些解释。但那解释，第一仍是站在固有的角度；第二——说句不谦虚的话——它比小说的内涵差得太多了。若一一解释呢，又不如写小说了。
我从不认为“主题先行”有什么错；错也是错在被人强迫，或被强势话语所挟持。个人写作，自然也是要先有个立意，不可能完全即兴而终不知所为。轻蔑思想的，或是不知思想已在，或就是虚张声势。当然，思想也是出于生活，但这差不多是句废话。为什么有人总还是要强调这类废话呢？为了掩盖思想的苍白？
小说就是借尸还魂。魂，即思想，即看待生命或生活的态度。（我猜上帝的创造也是借尸还魂，看这些被吹入了灵气的有限之物，于无限之中，如何找到善美的态度。）有尸无魂，则如性泛滥，继呈性无能，无论“专一”还是“乱交”结果都一样，唯“丁一”固守一处或换着地方地发泄，并无“我”在表达。未老先衰的人群或文化，要么是严格强调传统（固守一处），要么是张扬绝对自由（随便换地方），少有看重思想的，结果觉醒与不觉醒的都不是精神。尼采的“超人”一定是指，人的精神或思想——总归是态度——要不停顿地超越自己。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是说要保持思想的激情，当然了，实践万万要谨慎。
有点儿离题了（咱们的通信不必太拘于我的作品，大可以更随心所欲些个）。不过我还是同意您的意见：作者也可以直接说说自己的作品，尤其要是能跳出固有位置的话。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作家也好，演员也好，都太愿意走上前台了。自己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好，否则干吗那样写和演呢？可这样一来，只怕促销之风更胜。广告不可以没有，否则用户“不知有汉”。但轮番“轰炸”的，就要怀疑是骗——用户替它给电视台行了多少贿呀，倒说是它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