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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在心里亮闪闪地跳动着—单词：手感。
你若再去凝视、品味那些实物，如家具，如文具，如点心，如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你都能透过这些东西的表象看出—双双手感很好的手来。
他们还会很刻意地把他们的手感想办法传导到你的手上，让你觉得被你的手抓握住的那个东西手感很好。它们给你的手带来了舒适与惬意，甚至是快感，以至于你会沉湎于这种快感之中。我手里使用的一台olympus相机，抓在手中时，那种让你舒服的手感，能直浸润到心上。那几个恰到好处的凹痕，避免了那些平整如砖的外壳所有的生硬与僵直。几个手指正好放在这些凹痕里。此时，那些个手指，犹如—个懒洋洋的人见到有弹性的床、软和而温馨的被子。你的手指就会像春天里的几只小鸟埋在窠里不想出来。
在感叹的那一边，我常禁不住去想中国——
当你去看中国的物品器具时，你就无法拒绝一个强烈的印象：粗制滥造。那些活，总是做得简陋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细也不求漂亮。仿佛，只要有那样—些东西，便也就是制造的目的与终点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住在：三十二楼的四楼。打开水时，要到二十八楼去。宿舍里有四只水壶，其中有两只还是北京产的名牌水壶（我真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品牌），那壶把简直就是块薄铁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犹如抓着一把锋利的刀片。当我从二十八楼将四壶水提到三十二楼四楼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门踢开，立即放下水壶，然后不住地甩着被壶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阵，再去看看那几乎要流出血来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护着。令人伤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壶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从前，锋利如刀。这些制造水壶的人，他们的手难道就失去知觉了吗？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手感都没有了吗？从中关园搬到燕北园之后，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几家瓷器店，竟然没有挑出几只我稍微满意的碗来。且不说那图案几十年来就那么单调的几种，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还不怎么圆，十只碗叠在一起时，总是那么令人揪心地晃荡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时不在意，在刚买回来的一张饭桌上拉来推去的，竟将那崭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来，让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只一只打打磨它们。有些活儿，本应是充满柔性的活儿，但那些人就是没有轻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让你—阵阵心惊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块梅花表的表蒙子破裂了。去了几家修表店，皆无合适的可换。我只好去自由市场找修表的摊子。我问—个从浙江来的修表的有无梅花表的表蒙子好换，他也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块表，张口就来：“有的。”说罢，他就拉开抽屉，将那一堆表蒙子拿出来—个—个地试。那表蒙子一只一只都糊里糊涂的，使人怀疑那是他用自己捡来的塑料烧化而成。试了十几二十个，也未能找到一只合适的。毫无希望时，他说：“这只可以。”然后像倒煤渣—样将表中—个金属圈倒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子，像掐铁条似的将那金属圈掐断了。我很生气：“你怎么能如此蛮干？”也还很有理：“不掐断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表蒙子就这样被很野蛮地勉强装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块表，因为心里硬觉得它已残废了。我很生气了几天，但我后来却这样想：这种事情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着吗？那些所谓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长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铁砧上用锤子反复地砸长它一点，最后能凑合着杵进去就成。修项链，他就敢用拔铁钉的钳子；修眼镜，他就敢用重磅大锤。修那些脆弱娇气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机一样下得去手。这样—想，也就不生气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却要问：中国人，你能生气吗？——都生气，还不气死？
我不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从何时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国人在过去，其手感绝不是这样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世界仰目。古时的建筑以及种种器物，还有那么多在那儿放着，它们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显示着从前中国人手的能耐、美妙与超凡脱俗。看从前文人的文章——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从前的中国人是极讲究工艺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并有一大群人能做极细腻而深刻的鉴赏。在中国文化里，就有—支对工艺津津乐道、对工艺之美的欣赏达抵禅化境界的一脉，那是—个很高的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境界。不说太远，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丰剥岂、梁实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这—印象。
我真不太明白，后来，这被激动地浪漫地讴歌过的“劳动人民的一双大手”，怎么就变得如此粗糙、如此钝化、如此笨重了呢？
我们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写手的（扭转乾坤的手、推翻三座大山的手、改天换日重新安排河山的手、描绘祖国锦绣江山的手…）。有许多关于手的连篇累牍的赞美之词。我在想：这些手在做了这么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总该实际—些，将房屋，将大大小小的物品器具做得精细—些、地道一些、美观—些、稍微像点样子吧？
我想不太明白，但我—直在追问这衰弱的原因：
可能与制度相关。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制度，很容易使人堕落与懒惰。失去了勤奋思考、勤奋劳作的刺激，失去了“你不把东西做得比我的好你就得去喝西北风”的生存“厮杀”，从而让—双双手闲置起来，久而久之，失去了灵性。
社会的连年动荡和反复无常使人心涣散不聚、失诚不古，使人消极存世、玩世不恭。失去人生的庄严与认真，自然也就失去了做活儿的庄严与认真。
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与绝对化的生活，否决了—种有情调的生活。生活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只剩下实用价值。面对一件器物，人们仅仅只想到它是否可以用于盛水或者用于烧煮，而不再能剥离这些实用，而暂且将它孤立出来作为审美之物。于是，所有的器物便日甚一日地只作为一件件纯粹的实用之物了。于是也就不求手的灵敏与精巧了。
对传统的变态性背弃与毁灭，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前无古人，一无傍依，无根萍漂，茕茕孑立，先人们几千年创立的生活境界毁于—旦，先人几千年营造的审美趣味被弃于荒郊野外，先人们的手之聪明，手之灵巧，手之无穷美感已在记忆中被抹煞而不剩—痕。手失去能力的承继，而苍白无神。
而“工具意识”的缺失，是被我认定了的一个大原因。
日本人之所以将活儿做得那么好，很要紧的—点是他们十分在意工具。他们总是借助于最合理、最精当、最得力的工具去做活。由心到手，由手到工具，把他们的意志、精神、美学趣味很完满地外化在那些对象上。这个小小岛国却是个工具大国。我去商店时，总爰往卖工具的铺面走，一到那儿，见了那五花八门的工具，就欢喜不已，并有强烈的购买欲望（我从日本回来时，送友人的礼物大部分为一些工具）。平素散步，见那些干活的总是驾一辆工具车而来，车门一开，就见那里面很有章法地布满了工具。那时你就会觉得这活是无法做不好的。并想：那人操作起来，手里有件顺心的工具，那劳动—定充满了快意。而中国人干活，对工具却很不讲究，还常工具不全，甚至干脆就没有工具。我请湖北木匠封阳台，他们竟然只有一把凿子。我以为，—个稍微好一点的木匠，就应该有好几把凿子。三分、五分、七分的，平口、斜口、圆口的，是不能少的。他们就一把，只好将就着用，既费时费力，又将那些眼儿凿得很不像样子。装完玻璃抹泥子，竟没有抹泥子的工具，而用手指去抹，结果被玻璃的边沿划破，血淋淋的。麻木着也不去包扎，血和了泥子继续抹，玻璃上净是血指印，让人想到这里曾有过—桩凶杀案。
但最被我认定的—个原因——我以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文化教养的缺乏。记得恩格所有段话，说得很透彻，大概意思是说，那些穷人，由于文化的缺乏，而使他们的感觉钝化了。人的心灵感觉与生理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