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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带族”可不都是绅士，甚至可能连“白领”都不是。至于现代“绅士”们，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都别在皮带上的。
此外如“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决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礼仪
一个人的服饰既然由身份来决定，那么，身份的获得也就当然由服饰来表明。比方说，授予学位要戴博士帽，授予军衔要换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显然要屡屡变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后要死。有的人，还要担任和晋升职务，获取功名。这样，服饰的变换便贯穿一个人的终身，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冠礼和笄礼，说白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或抚摩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问，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关。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又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再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凭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故冠礼和笄礼即“成年礼”。既已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就常常在举行冠礼和笄礼的同时，为子女订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称为“婚冠礼”。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五岁，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的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意思是女儿还小，还没有一个“字”，不是嫁不出去。其实她又哪里是在等待什么“字”，多半是当爹妈的还没有物色到“乘龙快婿”，或嫁妆还成问题罢了。
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后才能结发加笄，于是，“结发”就几乎成了“结婚”的同义词。当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叫做“结发夫妻”。“二婚”就不算。原则上讲，只有那些刚刚成年就结婚的，才好这么叫。刚刚成年就结婚，当然不可能结过好几回。所以，但凡第一次结婚的夫妻，也都可以称作“结发夫妻”，而不拘结婚时芳龄几何。但要说清楚，结发，即行冠礼笄礼，不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捆在一起。
有句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冠礼和笄礼作为“成丁礼”，当然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不过到了周代，便只有贵族子弟成年以后才能“冠”，庶民子弟则只能“帻”，即只能用头巾把头包起来，而不能戴冠。可见，“高帽子”也不是人人都好随便戴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把恭维他人，称作“戴高帽子”；把喜欢别人吹捧，叫做“爱戴高帽子”。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才落到了“牛鬼蛇神”的头上。这也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要“大革文化命”，服饰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被颠倒了。
其实，这一大“发明”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被戴“高帽子”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想当然平时都爱戴“高帽子”，或戴过“高帽子”，那就让你们戴个够，看你们以后还想不想戴！
义务与修养
的确，“高帽子”是不好随便乱戴的，因为它意味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就说“冠”。依周礼，贵族子弟之加冠，凡三次。首加“缁冠”，这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服饰。次则加“皮弁”，这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往往同时还要带剑。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地位仅次于“冕”。有冠有冕，自然“冠冕堂皇”。只有冠没有冕，也是不小的体面，何况还能佩剑？所以贵族子弟都很盼望着能早日加冠。
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贵族们的“冠”，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到死，也不能“免冠”。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战斗中，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做好的肉酱。
三次加冠后，初冠之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倾听他们的教诲。这很有必要。因为服饰不仅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同时还意味着道德的修养。就拿成年人的发式来说，无论贵族男子的“冠”，庶民男子的“帻”，还是女子的“笄”，都要束发。束发当然有实用的功能。古人留全发，倘不束在头顶，随风飘散，既不成体统，亦诸多不便。不过，在中国文化这里，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约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成年，就要接受社会道德律令的规范和约束，其标志就是“束发”，一如犹太人与上帝签约后的“割礼”。所以，束发的时候，主持仪式的嘉宾就要对束发者发表训词，也就是趁机进行道德教育吧。
显然，“修饰”也就是“修养”。蓬头垢面不但不雅观，而且不道德，因为那意味着不能修饰和约束自己，也就同时意味着不能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束修”，应理解为“束发修面”，而不是或不仅仅是通常说的“十条干肉”。即使是十条干肉，也不完全是或仅仅是学费，而主要表示自己能够接受老师的“约束”和“修饰”，因而才叫“束修”。同理，孔乙己穿长衫并不可笑，可笑的在于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不洗不补，与理应修饰的读书人身份不符，这才成为笑柄。
读书人为什么就特别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