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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坚决地剔除出去。
体与面
衣襟开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禽兽才不穿衣服，野蛮人才不穿衣服么！有谁愿意做禽兽做野蛮人呢？没有。
所以，依照传统礼法，不要说**，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规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臂，谓之“肉袒”。比如西汉太尉周勃，为了铲除吕太后的余党，要夺军权，就对将士们说：愿意帮助姓吕的，把右边胳膊露出来（右袒）；愿意帮助姓刘的，把左边胳膊露出来（左袒）。结果，“三军皆左”，周勃便顺利地接管了兵权，灭了诸吕。又比如，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为了向蔺相如表示敬意和歉意，就曾“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荆”是带刺的荆条，可以为鞭；古人受刑，要“右袒”。所以，你要是有事没事的也光着膀子，大家就以为你要“负荆请罪”，或者是要找人打架了。
除此以外，肉袒体裸，都是严重的失礼行为。不吃那一套的，只有两类人物。一类是江湖好汉，还有一类是魏晋名士。李逵，大约是经常光着膀子的。嵇康，打铁的时候想来也曾光着膀子。嵇康是名士中的名士，而名士则是魏晋时代的“嬉皮”，很“前卫”的，也很“酷”，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不把礼法放在眼里。何况他们还要吃药。吃药以后要发散，吃酒以后要出汗，于是他们便常常帽子也不戴，衣服也不穿。其中有个叫刘伶的，更公然一丝不挂地在家见客。客人一看，脸都白了，他反倒理直气壮地对客人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请问诸君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面来？大家也只好把他当疯子。但说得出这种疯话的，也就是刘伶吧！
自己**是“无礼”，观看别人**当然更是“失礼”。春秋时的曹共公就干过这种事。他听人说流亡公子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竟然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躲在帘子后面偷看。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当然要受到严惩。所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曹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灭了。
大概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原因，**艺术和健美运动，在近代中国便一再受挫，风波迭起。因为**艺术和健美运动，既是自裸，又是观看他人之裸，是双重的“不礼”，岂能容忍？至于日本的“男女同浴”，西方的“天体运动”，当然更加不合中国国情，即便有人倡导，也断然不会有人响应并以身试法的。《诗经》上说：看看那些老鼠吧！老鼠尚且有张皮。人要是没有礼仪，那就连老鼠都不如。可见光有血肉之躯是不行的，还得要有服饰。只有“体”，没有“面”，也不“体面”，甚至“不是人”。
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相当重视服饰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惨，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样恩重于山。中国的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穷到实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会有一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以用于较为重要的场合。不过，所谓“体面”，也并非一定就是富丽华贵或崭新漂亮。孔子就曾赞美他的学生子路（仲南），说穿着旧丝绵袍和穿着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却毫无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见中国人的注重服饰，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礼”。
古人很看重服饰的礼仪，一旦失礼便可能酿成大祸。公元前55年，有一天卫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两位吃饭。孙、宁二人依照礼制，准时准点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献公的影子。一问，才知道他老先生还在园子里射鸿。两位大夫没有办法，只好又衣冠楚楚地赶到园子里。献公见了他们，连“皮冠”也不脱，就和他们说起话来。孙、宁两位当场勃然大怒。因为“皮冠”是田猎和军事的服饰。皮冠面对的，不是野兽，就是敌人。因此，即便是君见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说话，否则便是侮辱。卫献公请客吃饭，不按时开饭已是失礼，又居然戴着皮冠和被请的人说话，当然要被视为有意侮辱。君视臣为禽兽，则臣视君为寇仇。孙文子便发动政变，把卫献公驱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回国。穿衣戴帽的事，岂是含糊得的？
正文 第二章 服饰 二 道德与礼仪
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式会议，穿着太随便就不合适；而闲居在家，西装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礼仪的人，常常就会不停地换衣服。比如，行礼时着礼服，祭祀时着祭服，治丧时着丧服，上朝时着朝服，闲居时着燕服。穿什么衣服，就得配什么鞋。穿祭服着舄（重底鞋），穿朝服着履（一般的鞋），穿燕服着屦（葛麻制单底鞋），出门着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这么多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是“失礼”。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合身份。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制度的。什么人用什么服饰，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周代的时候，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妇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连的“深衣”。汉代的平民百姓则只能穿本色麻布，染个颜色都不行。唐以后，又规定明黄色为皇帝专用，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也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明代则规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或一定品级的官员可用蟒，不得用龙。蟒袍和龙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龙飞凤舞”。
用了高于自己身份的服饰，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许使用，则是极大的恩典，应予特别的炫耀和声明。比如，宋朝的时候，凡有资格穿紫色、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挂金、银装饰的“鱼袋”。服紫佩挂金鱼袋，服绯佩挂银鱼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绯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职位品级太低，又有特殊情况（如出使等），需要佩挂鱼袋，必须先借用紫、绯之服，时称“借紫”、“借绯”。如果穿紫佩鱼是皇上所赐，则是一种较高的荣誉，在填写自己的职衔时，必须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饰制度礼仪的博士聂崇义，就被赐紫服、佩金鱼袋。因此这位老兄的正式职衔的全称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里挂个金鱼袋，也算一种职称，必须添进“干部履历表”里去，或印在“名片”上，还要特别说明是政府颁发的而不是借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来则极为正常。
显然，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等差，首先并不取决于“贫富”（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贵贱”（有没有衔）。没有地位，钱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谓“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也。汉制更规定，平民凡有一人经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锦、绣、绮等丝织品，也不得服用毛织品、细葛布和白细苎麻布。所以到了可以“卖官鬻爵”的年代，商人们都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银子，去“捐个前程”，买个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帮左宗棠筹饷而“赏穿黄马褂”即是。总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礼”，衣服穿的不对头同样是“失礼”。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又如“缙绅”，原指“系绅带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随身携带用来写“发言提纲”或做“会议记录”的狭长板子，有点像今天的“商务通”。这板子在不用时，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所以，缙绅也就是大臣。后来，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再后来，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